设治伊始的秦长沙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载：“潭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这是现见于历史记载的长沙设置治所之始。秦灭楚俘虏楚王负刍是在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但随即楚将项燕又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江南。至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将王贲再攻楚，“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和其王，遂定其荆地。”秦灭楚后随即灭齐统一全国。据此，长沙设治的时间应在前224-前221年（秦始皇二十三至二十六年）之间。
　　秦长沙郡设立以后，以湘县为郡治。这个湘县应即是《汉官仪》所指之“旧邑”。也就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古城，长沙从战国时期的一个城邑，一跃成为“以统湘川”之郡治。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即相当于现今的省会城市，辖地占今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秦设郡以前的长沙隶属问题和秦人占领长沙的问题，目前还有不同的意见，而这对确定战国时期长沙城市地位和发展状况又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根据前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战国时期长沙治属楚黔中郡。其治所在今沅陵县，《史记·秦本纪》唐代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读史方舆纪要》亦云：“黔中城，（辰州）府西二十二里，秦黔中郡治此。”现沅陵县的西面有一个古城遗址，基本可以确认其为楚黔中郡故址。出沅陵县城乘机帆船溯沅水而上到该县太常乡的木马岭和窑头冲，在沅水西岸和酉水交汇处有一片台地，台地西为山峦，东侧临江处护城河遗痕依稀可见，在台地的土垄上曾采集到S纹灰陶瓦当残片。经初步勘探，台地北部和西侧山峦的古墓葬有上千座，从1990年以来，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五强溪水电站的建设工程，已在此发掘了古墓葬数百座，主要为战国时期的墓葬，墓葬的文化内涵与长沙楚墓基本相同，仅器物表制及组合上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但是，近年来通过对沅陵楚黔中郡故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作为郡治的黔中故城，城址的规模，周围的墓葬的数量和文化内涵等都还远不如被认为隶属该郡的长沙。据此审视文献的记载，战国时期长沙的隶属问题似值得进一步研究了。战国时期长沙属楚黔中郡的重要依据是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但《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坚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其中黔中、巫郡、洞庭、苍梧等并提。唐张守节“正义”说：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后也；巫郡，夔州巫山县（今属四川）也。关于洞庭，唐司马贞索隐曰：
　　“今之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也。”苍梧即今九嶷山一带。可见黔中、洞庭、苍梧应分别为楚国在今湖南境互相无隶属关系的郡一级地名，这三者之中长沙隶属洞庭之范围应更为合理。从长沙出土的楚文物看，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以上几地，因此，战国时期的长沙应不低于郡治一级的地位，或是楚朝廷直辖的城邑。
　　战国时期长沙是否属楚黔中郡与长沙城在战国晚期的发展状况关系甚切。前278年秦人攻占楚国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后，直于秦建长沙郡之前的50多年时间中，长沙城究竟是被秦人所占领还是仍为楚所有，是长沙在先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种意见主要是根据战国时期长沙属楚黔中郡来判断，按《史记·秦本纪》记载：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拨之。”前277年（秦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代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等等。秦既然取了楚的黔中、巫郡另设秦黔中郡，则属楚黔中的长沙也必在前277年以后即入了秦的版图，为秦黔中郡之一部分。
　　另一种意见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拨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又《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等等。认为长沙为楚襄王收复的江旁十五邑之一，直到秦灭楚前夕，长沙一直属楚，并且由于秦攻占郢都后，楚王室东迁至安徽寿春，而长沙得以偏安一角，给战国晚期长沙的经济文化等带来空前的繁荣。
　　从长沙发掘的大量战国晚期楚墓和在湖北云梦等地发掘的大量秦人墓葬分析，长沙在战国晚期仍属楚的可能性较大，而且一直到秦灭六国分天下为36郡，设长沙郡之时，秦人对长沙都没有大规模占领的军事行为，因此在西汉前期的马王堆汉墓中，仍保留有较多的楚文化的因素，这也为西汉长沙国的建立和西汉长沙国都---临湘故城的建设留下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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