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南方军事重镇的诞生

　　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受政治的影响最大，军事防御次；商业和交通等的需要都是陪衬。”长沙城正是由于楚国对越军事的需要而产生，各种资料证明，其首先是以一种军事要塞的形式而出现于楚国的南方边陲。
　　春秋战国之际，越国正处于勾践执政时期，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使越国国力不断强盛，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与楚形成强烈的对抗局势。直至前333年越为楚所灭的140年中，这种对抗一直未有松弛。越亡国的前夕，约公元前340年，越王无疆还“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疆。”当时齐威王派使者游说越放弃齐国专攻楚，使都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竞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这段历史记载证明，当时长沙已是楚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也是越垂涎欲得之地，在楚越的长期对抗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长沙，古代滨临洞庭，千里湘江蜿蜓北行，越过丛山峻岭后至此豁然开阔。其不但是楚国越过洞庭南进岭南的战略据点，更重要的是其东面与越国的本土浙江和江西接壤，在楚越长达100多年的对峙中，为楚国南界对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考古发掘的资料，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据。长沙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楚墓中大多数都有兵器出土，兵器主要为铜制，极少数为铁制，种类有剑、矛、戈、戟、镞等，其中以剑为最多。每墓中少则1件，多则戈、矛、剑一套，也有不少数套共存。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墓，即士一级以上楚国官员的墓中，基本上都有兵器随葬。1971年发现的浏城桥1号墓中，共出土铜兵器16件，其中戈7件、矛4件、剑4件、戟1件，别有箭镞46件及甲、盾等。1974年10月，在工农桥附近发掘了两座战国墓，两墓并列，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其中一座除出礼器外，还出土了铜戈、矛、剑、殳等4件兵器，戈上有铭文“长邦”二字。戈铭的“长邦”很可能与长沙有关，先秦时有邦伯，为地方行政官员，据《尚书·召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注：“帮伯，方伯，即州牧也。”“长邦”则可能是长沙的地方官，根据此墓的形制和随葬器物，墓主人为士一级的军官，也应为此戈的主人。
　　长沙楚墓的兵器，更多的是出于小型墓葬之中，一般为每墓1件，主要是铜剑，也有矛或戈，甚至有的墓葬仅出土兵器1件，别无他物。根据长沙市文物工作队1976-1987年发掘的500余座楚墓进行统计，除130余座墓葬曾被盗掘，随葬器物无法确认外，其余300余座墓共出兵器230余件。其中最典型的是1983年发掘的张公岭战国墓群，在离市区约8公里的东郊张公岭，现107国道和长永公路交叉处的东南角，有一片连绵的小山名叫麻雀坡，山坡上分布着100多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葬，除个别被破坏外，发掘时清理了其中的98座，共出土戈、矛、剑等铜兵器112件，另外还有不少箭镞，除有几座很小的墓中空无一物外，绝大多数墓中都有兵器随葬。
　　从张公岭墓群的情况分析，此处应是一楚国军人的墓地，而且很可能是卫戌长沙的戌口。首先，这些墓葬都是有规律地分布在相邻的几个山上，较大的墓在山头，附近分布着一批小墓，墓葬方向基本一致，时代也多为战国中期。第二，墓葬的形式和随葬的器物都较在长沙城区出土的楚墓简单，城区出土的战国楚墓棺椁周围多用白膏泥填塞，因此不少都保存有棺椁，随葬器物也较丰富,有不少精美的玉器、琉璃、漆木器等。而张公岭的墓葬中填土中基本不见白膏泥，仅个别在棺椁底部填有白膏泥，因此均无棺椁保存；随葬物也较简单，除仿铜陶礼器外，就是兵器。另外出土了13件越式铜鼎，都是实用器，底部有烟薰的痕迹，有的鼎内还有残留的食物，只有极个别的墓中出土装饰品水晶玛瑙圈。第三，该墓地位于浏阳河东北的河湾。其西侧隔着一征开阔的河滩地便是浏阳河，与马王堆汉墓隔河相望。南面是连绵的小山，也就是今省司法学校、农机学校、市27中等单位所在地，这些单位在此基建和修长浏公路时都曾挖掘出不少战国楚墓，至今省农机学校内尚保留着两个大土堆，据勘探也是两座战国楚墓。墓地北面是一片山谷冲积平地，古代直到民国初年长沙至浏阳的公路修建之前，长沙通往浏阳和江西的驿道就从此经过。山谷平地的西头临近浏阳河处有一台地，地名为土门湾，很可能因古代此处有一土筑的关隘而得名。不过，因修筑长永高速公路和107国道，建设星沙开发区，这一带已彻底改观，旧迹无法寻觅了。
　　至战中期，长沙已成为楚人开发江南的重要基地，并以此“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他们以强大的武力对外开拓，又以雄厚实力保卫了一方安定，有着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历史古城，就在这种环境中诞生。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