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时务学堂：开湘学之新风

　　如果说浏阳算学馆对新学在湖南传播具有革路蓝缕之功的话，时务学堂的创立则是湖南旧式书院制度向近化学堂制度转变的肇始。
　　长沙时务学堂开始筹办于1897年初。当时，王先谦、张祖同、蒋德钧、熊希龄等士绅筹议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同时“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这一动议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等开明官僚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重视和支持。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接着，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时务学堂通过官府拨款和绅商捐款的途径筹集了经费，购得省城北门外侯家垅田数百亩，建筑学舍，作为永久堂址。新址竣工前，先租用衡清试馆，以后又假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刘权之故宅，最后迁至落星田。 
　　创设时务学堂之议既定，陈宝箴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学堂筹备事宜。又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谭嗣同也积极参与了时务学堂的筹建工作，他曾亲手撰写“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同华”的楹联悬垂于时务学堂内。由黄遵宪提议，学堂决定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聘请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黄遵宪、熊希龄等一方面写信给《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谈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事宜，一方面即着手开始招生。 
　　时务学堂第一次招生考试于1897年9月24日举行，报名应考者达4000余人,结果录取了蔡锷等40名学生入学。这时,准备入湘的梁启超写信给熊希龄等,主张扩大招生名额,于内课生之外,招收外课生,吸收20岁以上青年,使之粗明新学。陈宝箴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后两次招考都招收了外课生和附课生，见外课附课学生“凡外课附课学生呈札记待问格者，一律批答”。
　　1897年 l1月，梁启超和李维格先后由沪到湘。学堂又聘请韩文举、叶觉迈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梁启超离湘后，学堂又加聘欧榘甲、唐才常为中文分教习。）第一批录取的40名学生随即正式开学。
　　梁启超来湘后亲自制定了《时务学堂学约 》。这一学约以康有为创办广州万木草堂时制定的《长兴学记》为蓝本，对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梁启超该时期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时务学堂教育教学方面的特点。
　　该“学约”第一章“立志”规定了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他指出学堂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如果没有这种志向，“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同时他又指出，远大的志向必须以渊博的知识为基础，“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志既定之后，必求学问以敷之，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也就是说，要培养既有理想，又有知识的维新人才。 
　　关于教学内容，总的原则是“中西并重”。梁启超认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但首先须通晓“中国经史大义”，然后才能致力于“西籍”。他还具体指出，“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他所注重的“中国经史大义”就是“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实际上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公羊春秋”学说。为此，梁启超还撰写了《读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作为学堂学生的教材，以向学生灌输变法改制思想和大同民权学说。而“万国家书”则不仅包括“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还包括“宪法官制”之学。他撰编了《读西学书法》和《西学书目表》，向学生介绍西学著作及其源流，其重点也是向学生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根据“中西并重”的原则，时务学堂的功课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有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基础四门；专门学有公法学、掌放学、格算学三门。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 
　　关于教学方法，“学约”也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
　　第一，主张启发式教学。梁启超认为真正的读书应该是启发学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要使学生在读书过程中能联系所学的内容“发明新义”。他规定教习每天讲课完毕即向学生提出有关“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或“各报所记近事”方面的几个问题，让学生“精思以对”，“各抒所见”，学生答完后，教习再加以解释说明。 
　　第二，主张联系实际进行教学。梁启超认为读书应“切于今日之用”，“于当世有所救”。因此，他主张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进行教学，无论是中国经史，还是西方格算，既要穷其理，又要“为经世之用”，联系中国的现实或“目前事理”。
　　第三，主张中西比较进行教学。梁启超认为学生既要精通“中国要籍一切大义”，又要“旁征远引于西方诸学”。他主张将儒家“六经”和“周秦诸子”与“西人公理公法之书”、“历朝掌放沿革得失”与“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今日天下郡国利病”与“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进行对比，从中求“治天下之理”、“治天下之法”。 
　　第四，主张学生自学、同学讨论与教习批阅指导相结合。《学约》规定，时务学堂学生每人准备札记本一个，将每月所读之书的笔记和心得记载在上面，有什么疑问，则写成字条投入“待问匦”，教习将逐一回答指导，详细者则刊登在学校报纸上。同时规定每月有几天为“同学会讲之期”，学生们在教习指导下互相交流札记本，“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教习们对学生的札记的课卷都进行认真的批改。如梁启超每天除上课4小时外，还要批改40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语，有的长达上千言。有时为批改札记和课卷，教习们竟彻夜不眠。 
　　时务学堂的教习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对于学生在札记和课卷中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教习们都以批答的形式给以鼓励和支持。在批答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甚至把批判矛头对准满清五朝。时务学堂师生的激进言论，引起了守旧势力的惊慌。王先谦、叶德辉与岳麓书院的部分落后师生串通一气，对时务学堂和梁启超、熊希龄等进行了攻击。接着，王先谦联络叶德辉等联名向陈宝箴呈递了《湘绅公呈》，对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以及时务学堂的学生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要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这一公呈送达巡抚衙门3天之后，熊希龄等也上书陈宝箴，提出整顿全省书院的建议。特别提出书院山长应全部改聘。陈宝箴对这些建议几乎全部予以肯定，认为熊希龄等的上书“所言通省书院应行因革损益之宜，亦自言之成理”。这无疑是对维新派的支持和对保守派的打击。新任学政徐仁铸更是站在维新派一边，提出要追查《湘绅公呈》的主谋。王先谦一方面唆使一些落后学生用造谣毁谤的卑劣手段对时务学堂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从所谓学术的角度挑起了与维新派的论战。
　　面对保守派的进攻，熊希龄“弧怀愤懑”，他上书陈宝箴，对保守派的毁谤进行了辩驳。他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新旧相攻”，并指出这场斗争的胜负将关系到湖南新政的命运。但陈宝箴最终还是对保守派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对熊希龄施加压力。熊希龄被迫辞职，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被辞退，梁启超于此前已离湘赴京。时务学堂的课艺也被改变。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改成了求实书院。
　　时务学堂对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培养的大批人才如林圭、李炳寰、蔡锷、唐才质等，有的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有的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骨干。特别是它促成了湖南各地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受它的影响，湖南各府、州、县都纷纷要求将其书院改为学堂，或改革书院课程，有的干脆直接成立新式学堂。因此，可以说时务学堂对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