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算学馆：湖湘新学第一家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驱使下，被称为“浏阳二杰”的谭嗣同、唐才常和其他一些维新志士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浏阳算学馆，从而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1865年生于浏阳。少时钻研儒家经典，又师从欧阳中鹄，读《船山遗书》，深受王夫之反清民族思想和“道不离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接受了一些“西学”思想的影响。
唐才常，字伯平，号绂丞，1867年生于浏阳。少时与谭嗣同同师事欧阳中鹄，交谊甚笃。1886年人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并在校经书院附课，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1994年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
　　1895年潭嗣同正在武昌帮助其父湖北巡抚谭继询办理赈灾。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深感忧虑和悲愤，经常与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等讨论时局，商议救国救民之策，“谋所以变通之，激励之……彻夜不眠，热血盈腔。”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变通”；要“变通”就必须“育人才”；要“育人才”就必须“自算学始”。因此，他们筹划在浏阳设一所“算学格致馆”。当他们回到家乡，将这一想法告之乡人时，士绅们反映冷淡。于是，潭嗣同向他的启蒙塾师，曾任内阁中书的本县名绅欧阳中鹄写了一封2万余言的长信，表明了自己兴办算学格致馆的想法，并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试图利用欧阳中鹊的影响争取县中士绅的支持。
　　欧阳中鹄，宇节吾，号瓣疆，1849年生于浏阳。1873年中举，次年考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谭继洵、杨昌 家馆。1886年入浙江学政翟鸿（长沙人）幕，协助整顿校经精舍。后入京供职。甲午战争爆发后请假回湘。他收到谭嗣同的信后，将其加批附跋，印成单行本广为传发，以为兴办算学格致馆之舆论先导。这就是著名的《兴算学议》。
　　在这封长信中，谭嗣同陈述了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他认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士、民各阶层的沉迷不醒：官则贪赃枉法，虐待百姓；士则空谈气节，虚骄无实；民则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变西法，开风气，育人才。他认为，中国之积弱，首在人才不济，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桎梏，尤其是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民智的开化，束缚了人才的成长。因此，他主张“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他认为，当时，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变法只可小试于一县，并提议从算学格致开始。因为“算学为中国所本有”，格致“亦杂见于古子书中”，实施过程中阻力要小一些；且经费来源有限，规模开始不可太大，可先立算学馆，“而置格致为后图，以待经费之充足”。
　　谭嗣同的《兴算学议》印发后，遭到浏阳一些顽固保守士绅的攻击，但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江标等开明官僚的赞赏和支持。陈宝箴读过《兴算学议》后，非常欣赏谭嗣同的“识度、才气、性情”，并饬命将《兴算学议》加印1000本，“遍散于各书院”。江标则对谭嗣同等人的要求大力支持。他在谭嗣同、唐才常等10余人联名上书，“迳请改南台书院为格致馆”的禀词上迅速批示，“准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由于地方要员的支持，浏阳算学馆终于开始筹备。经士绅筹募以及分南台书院原有经费，算学馆每年可得经费六百千钱。谭嗣同等还“自愿捐购西书”，为算学馆作图书资料准备。谭嗣同、欧阳中鹄等相继制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和《原定章程》、《增订章程》等。
　　正当浏阳算学馆紧锣密鼓筹备的时候，浏阳发生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旱，百姓“逃亡者、饿莩者”不计其数。谭嗣同等认为“灾民失业，赈抚维艰，某等忝在胶庠，粗知大义，念饥渴之由己，何忍聊复弦歌。夫分人以财，力或未逮，而移缓就急，义在则然”于是决定将筹备算学馆的公私款项用来赈灾。于是算学馆的筹备暂告中断。
　　然而，由谭嗣同的《兴算学议》掀起的新学热潮已使浏阳县城内外“风气大开，人思自励”。算学馆暂时不开，人们就“各纠合同志，自立算学社，精研算学，以便下年考取入馆”。这种自立的算学社在“本城中已成三社，余城乡续议结社者，尚纷纷末已”。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阳中鹄、唐才常等16人自筹资金，“人出钱五十缗”最先创设的算学社。该社设于浏阳县城的奎文阎 （今浏阳市一中校内），聘新化晏孝儒为教习，讲授算学。
　　1897年春，赈灾之事结束。创设算学馆之议再次被提出来。这时，欧阳中鹄“已筹得巨款”，因此，决定不再在南台书院基础上创立算学馆，而是以算学社为基础在奎文阁“别创一算学馆”。南台书院则“改师课为史学、掌故、舆地诸门”，并将一部分经费分拨给算学馆，算学馆的经费每年约为一千串。算学馆设山长（或称掌教）一人，监院一人，“聘请精通算学者一人，以充分教”。算学馆招收生徒16人，其中县城内4人，东南西北四乡各3人。生徒年龄规定在30岁以下，学习半年后经过甄别，再决定去留。生徒在馆学习时间为3年。
　　《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载明：“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这实际规定了浏阳算学馆的教育宗旨，即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根据这一宗旨，算学馆主要开设算学方面的课程，因“绌于经费，不能延聘各门专师”，格致方面的课程由生徒自学，“一俟经费充裕，再行聘请方言、格致各门专师”。算学馆要求人馆生徒已经读过经书，入馆后不再读经，只要求“余时（课余）温习经、史”。馆内备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方面的“西书”，订有《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以供生徒课余“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这些教学内容都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
　　在教学方法方面，浏阳算学馆则是新旧参错。如“每次季课，由山长点名给卷，卷用弥封编号扃试……日午盖殿戳，日入纳卷”。“季课四次外，每月逢八，由山长发题，课肄业诸生，别为馆课。限二日交卷，酌奖十名”，这些都是采用当时书院官课与院课的旧规。而“诸生每月发日记大簿一本，按日将师所传授，己所演习，看书起止，朋友讲论及有心得与发明之处，并算学外旁及何业……详载其上”，这些又是采用学堂新规。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在为算学馆制定《经常章程》时，曾规定了实践教学环节：
　　“试办一年之后，生徒于算学之浅近可见诸施行者，惧已精熟，可将本县所存前后膛各种枪炮借令用测量法施放。某种枪炮速率、击力及某度之抛物线若何，即逐种绘图列表，以备他日应用。兼令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他还设想把算学馆办成当地的农桑新法试验基地和附设有实验工厂、矿山的综合性新式学堂。他建议算学馆试验养蚕、水利及耕种新法，然后“将新法刊布，并面授乡民”。通过养蚕，学馆“所获亦丰，再议添聘教师，购办精器，讲求地学、化学，以集股开矿。矿务兴，则汽机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皆可见诸实事矣。”
　　算学馆也注重对生徒的道德品行教育，但不同于旧式书院的封建伦理纲常教育。谭嗣同在《经常章程五条》中规定；“在馆肄业，有大可见品行者，曰‘恭敬师长，敬业乐群’，其余小节可不苛求。”他解释这8个宇说，“恭敬师长”，应该是终身“常存一师保临之之意”；“敬业”，不光要热爱算学、格致等课程，对以前学习过的经、史、诸子，“均应时常温习”，并“施于实用”；“乐群”，要求同学之间“当有久而加敬之意，劝善规过，互相切磋，冰释理解，久之自有真乐”。这也是浏阳算学馆明显不同于旧式书院的地方。
　　浏阳算学馆规模不大，存在时间也不长，戊戌政变后，即告无形停顿。但是，它对湖南新学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自它开设后，各府、州、县纷纷仿而效之，在书院功课中添设算学，研习算学之风渐起。诚如唐才常所言：“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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