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长沙阁老 季清巨儒

　　“长沙阁老，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这是长沙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先生对王先谦的评价。
　　王先谦，宇益吾，因宅名葵园，人称葵园先生。1842年生于长沙县。1865年他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等职，1880年任国子监祭酒，并曾任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1885年，任江苏学政，在任上延揽文人，扶植书院，开设书局，刻印书籍。1889年，王先谦辞官回乡，定居于长沙城北荷花池。
王先谦回湘后，与郭篙焘交往甚密。郭嵩焘很器重王先谦，称他有范晔之史笔。1890年，郭篙焘因年老多病，将思贤讲舍主讲一席让给王先谦。王先谦主讲思贤讲舍后，即从盐务公所筹得每年经费六百两，在思贤讲舍设立书局，刻印书籍。所刻书目，涉及经、史、子、集各部，“校勘精确，刻印优良，为清代晚期刻本之冠”。 
　　1891年（光绪十七年），王先谦改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又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王先谦一贯反对空谈，提倡实学。他曾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他本人以科举进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爱好八股文，但他并不主张生徒埋头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生徒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
　　王先谦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本人非常忧时忧国，也勉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甲午战争后，他在发给生徒的手谕中列举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指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劢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他认为：“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他认为上海《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为了使学生“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他特意让书院订购了六份《时务报》，“每二斋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让学生“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由此可见他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意时务”的苦心。
　　为了学以致用，王先谦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认为：
　　“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在时务学堂的带动下，王先谦在岳麓书院也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当时湖南著名维新派人士皮锡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记中记载：“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十一月的日记中又记载：“岳麓书院改章后，别造房屋二间，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湘报》41号也报道，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这些都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也为以后书院改为学堂奠定了基础。
　　维新运动中，面对新学思潮，王先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反对派，甚而还是湖南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积极投资举办近代工矿企业，也参与南学会的活动。同时，他还是时务学堂的创设人之一。他与蒋德钩、熊希龄等首倡“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并亲自建议聘梁启超来湘任中文总教习。熊希龄被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后，王先谦还致函予以支持，并表示，“先谦断无置身局外之想。有须先谦到场者，随时示知可也”。
　　然而，王先谦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新学思潮危及到封建专制统治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新学。他认为时务学堂师生关于“民权”、“议院”的言论是“悖逆语”，“其志在谋逆”。于是他草拟《湘绅公呈》并附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要求整顿学堂的上书呈递巡抚衙门，对时务学堂师生进行攻击，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同时，他又支持长沙三书院订立《湘省学约》，阻挠学生参与维新运动。当学政徐仁铸要追查对时务学堂进行造谣毁谤的人时，王先谦又多方包庇开脱，并以辞馆相要挟。
　　王先谦虽然反对民权学说和政治改革，但他并不反对教育改革。戊戌政变后，他又对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并继续主张开设学堂。1901年，他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论述了为振兴工业而创办工艺学堂的重要性，并呈上他所拟定的《工艺学堂章程》共12条，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设想，对湖南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3年，他又参与创办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湖南师范馆，并兼任第一任馆长。该馆开设了伦理、经学、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文学、理化学、英文、图画、体操等10多门课程。当时没有统一的教科书，王先谦建议，请在外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将白天听课的笔记在晚上整理并翻译成中文寄回来，由政府印发学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报纸杂志上。留学生的翻译报酬由省财政专项开支。这一建议被抚院所采纳，为解决教材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一直到1903年。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王先谦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而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岳麓书院改为学堂后，王先谦居家著述。但他仍关注教育。在此前，他就认为中国的小学教育不发达。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尽人必入”，而中国由于小学不发达，很多人未经小学就直接考入中学和高等学堂，造成中学和高等学堂“程度之低昂无别”。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尤其是贫民小学。光绪末年，他写信给湖南学使吴自修，并向巡抚上《拟设简易小学呈稿》，认为各省官立和民立学堂很多，但贫民小学却没有考虑，这是“务其大而遗其小，似未尽国民要义也”。因此，他主张大办贫民小学，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方便入学，“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粗通”。他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多年担任省学务公所议长和省自治筹办处会办的马夫银共12250两全部捐给省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简易小学堂18所，为长沙初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其教育生涯中，王先谦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被人称为“清末全面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同时，他还注意了解国外情况，被人称为“通过博览群书走向世界的极为罕见的朴学大师”。他不仅是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同时，他还以他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岳麓书院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学术丰碑。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