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主讲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

　　清代后期，长沙地区另一所著名的书院城南书院，也开始出现了改革传统书院制度的契机。清代前期，经历了明代200多年艰难经历的城南书院，终于开始复兴。1746年，湖南巡抚杨锡绂重建书院，1820年，巡抚左辅将之迁建故地，道光帝并御书“丽泽风长”匾额。从此城南书院出现了它的辉煌时代。清代前期，曾先后有著名学者孙鼎臣、贺熙龄、何绍基等在此主讲，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曾在此修藏或求学。城南风气于是为之变。
　　进入近代以后，又有著名学者、洋务运动杰出的思想家郭嵩焘来到城南书院，更使城南书院开始进入近代书院改革的轨道。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1818年生于长沙府属湘阴县。他自幼从父受读， 11岁入湘阴县仰高书院读书，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交往甚密。1837年，他中举人。此后十余年以教馆为生，直到1847年考中进士，才步入仕途。1856年，他受曾国藩的委托，到上海为湘军购置洋枪洋炮，开始从事洋务活动，并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杰出的理论家。
　　郭嵩焘曾经两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1866年他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因允准英人进入潮州城遭人反对，加之与总督有意见而被开缺。他回到湖南后，大力宣传洋务思想。他不仅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而且对洋务派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也颇有微词，认为它不过是“虚文相应而已”，其管理制度类似于科举制度，使“朝廷败坏人才，莫甚于大考”。他主张“广开西学馆”，特别要多开设工艺技术方面的学校，以便使“有人服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1870年4月郭嵩焘并始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一上任，他就主持了城南书院的修缮工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督。他一贯认为，“讲学治经”“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而“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固非道之所存矣”。因此，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大力提倡“实学”、“时务”。所授经课往往与传统观点相抵牾。他刚刚为诸生授课不久，在讲孟子万物皆备思想时因与传统观点不符，为诸生所不理解，请生因撰一联讽之：“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深感“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因而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他尤其推崇王夫之和魏源，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他以山长名义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此举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反对而一度停工。郭嵩焘极力坚持，排除干扰，终于修成。郭嵩焘亲自为之撰词联，立神位，并撰写《船山词碑记》，介绍王夫之的著作，赞扬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风。他还协助刊印魏源的《古微堂诗集》并为之作序。当时，他已看到旧式书院教育的一些弊端，曾于1873年与他人商议开设校经堂。后来为纪念曾国藩，他将拟议中的校经堂改名为思贤讲舍，后因朝廷召他入京，此议暂时搁置。
　　1875年，郭嵩焘复出，任“在总理衙门行走”。在此期间，他写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文，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 1875年底，他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写信给朝廷大臣，力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1879年，郭嵩焘因受副使刘锡鸿的构陷而被迫以病辞归国。回到湖南后，他继承前议，“谋一洗三书院陋习”，“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在长沙开设了思贤讲舍。思贤讲舍设在长沙城东曾文正公祠内。刚开馆时收有学生15人，以后陆续增加至20多人，经费由盐商拨票筹措。讲舍于1881年5月13日（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开馆。郭嵩焘为思贤讲舍议定学规10条。开馆时又亲自带领诸生至船山先生祠行礼，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
　　从郭嵩焘议定的学规和他所揭示的办学宗旨看，思贤讲舍在本质上与传统书院无异。但是，它也有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同的地方。郭嵩焘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之不修也”。“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因此，郭嵩焘在鼓励诸生读书治经的同时，非常重视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希望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更希望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穷”，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他发起成立禁烟公社，并“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来促进禁烟。另外，郭嵩焘作为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也反映到他的教育活动中。他辞官回乡后，友人“相戒不谈洋务”，他却认为“洋务与他事不同，正惟举天下人不知”，要“只凭所见真实处，详细说与人听，激动生人之廉耻，而振起其愤发有为之气”。因此，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谈洋务。还是在思贤讲舍正式开馆以前，长沙就有人刊刻匿名信，攻击郭嵩焘与他人商量开设校经堂（即思贤讲舍），“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他“付之不问”。很明显，郭嵩焘在思贤讲舍内是“不可不谈洋务”的。如他在禁烟公社会讲时论及士农工商备有本业时，在引证了大量经史典籍后，突然话锋一转，用西方的情况来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他的洋务观对他教育活动的影响。
　　思贤讲舍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特点。如郭嵩焘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四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采取集体讨论式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讨论的问题涉及“汉学、宋学所以纷争，及人才所以虚乏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人手”等各方面。同时，郭嵩焘“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每次禁烟全社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增加了讲舍诸生了解社会的机会。
　　郭嵩焘还在思贤讲舍对传统书院的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传统书院按科举形式，考试时将考场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郭嵩焘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此，他在为思贤讲舍规定的章程中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
　　1890年，郭嵩焘将思贤讲舍主讲之席让给从江苏学政任上卸任回湘的王先谦。但他本人一直关心思贤讲舍，直到他1891年病逝。思贤讲舍到民国初年即改为船山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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