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水校经堂到校经书院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教育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向近代化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传统的书院教育也开始进行改革。而书院制度改革的前兆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湘水校经堂的创立及其演变。
　　鸦片战争前，全国书院都是以八股时文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岳麓书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1831年，祟尚朴学的原湖南布政使吴荣光升任湖南巡抚。吴荣光是清中期著名汉学家、乾嘉学派后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独创中国专课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学校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以汉学取代理学，以实学取代制艺。吴荣光主政后，很不满意当时书院专课八股的习气，乃仿效老师的作法，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校经堂专课经史，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在此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非常重视，曾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校经堂作为湖南最早的专习汉学的机构，对湖南学术风尚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明墀在评价校经堂的创办时说：“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到光绪初年，湖南学政朱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侧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20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朱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
　　朱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英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校经堂仅有学额20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1890年，当时的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张亨嘉向盐商募捐以解决书院经费，又新增加学额20名。校连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之士”。
　　“务期多士沉潜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体用之士，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校经书院通经致用的办学方针，在维新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894年，江标任湖南学政。他厌恶八股文，对校经书院的学风非常赞赏，并对校经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他在校经书院内建造书楼，购置了大量有关“时务”方面的书籍，购买了天文、物理、化学方面的仪器；同时，他还以学以致用的史、算、舆地、交涉、掌故、商务六科课士，使生徒开始初步接触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在《校经书院章程》中规定：“算学务求浅近实用之法，舆地须知测量绘图之法，方言专习英文。”与此相适应，江标在校经书院设立了算学、舆地、方言3个学会，鼓励生徒学习和研究西学。1897年4月，江标又创办了《湘学报》，该报就设在校经书院。这家报刊根据校经书院所开六科也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向人们介绍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情况。这样，经过江标整顿的校经书院成为了集学堂、学会和报馆三位一体的维新运动活动阵地。后来，赞同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称赞江标对校经书院的改革整顿：“前学宪江于校经堂创开学会，为士子群聚讲习，以期开拓心胸，研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
　　从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到独立的校经书院，历时6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传统的埋头于故纸堆的学风，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推动了湖南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客观上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维新运动兴起后，它又很快成为了维新思想的宣传基地；特别是它的演变以及教学内容和改革，反映了传统教育的危机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客观上为书院制度的改革以及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孝廉书院并入校经书院，改为校士馆，把未能进入师范的学生选入校士馆就读。这样，校经书院最后完成了由书院向新式学堂的演变。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