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乡村义学发展起来的洞溪书院

　　清代中期，长沙府各县涌现了一批书院，如宁乡县玉潭书院、道山书院，浏阳县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洞溪书院等。这些书院或在旧有书院基础上恢复，或由乡村义学发展而来，都办得有声有色。尤以浏阳县东乡的洞溪书院最具代表性。它座落在群峰怀抱、山清水秀的张家坊，始创于道光年间，完全由乡村捐资自办。洞溪书院后经咸丰、同治、光绪3朝，历时70余年，培养了不少人才。
　　洞溪书院的前身是浏阳张家坊例贡生张良赞费资4000金兴办的文昌祠义学，1937年（道光十七年）开始招收本乡童生。几年后张良赞又捐膏腴田120亩作为办学经费。尔后，张年老多病，因无子女继承，忧义学无人接管，乃召集亲朋戚友，嘱妻陈氏，将全部家财捐于义学。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张良赞逝世，夫人遵其遗嘱，召集众人商议，推举乡贤张祖德、李元善经理，并将义学改为书院，取名“洞溪书院”。
　　经过几年的筹备，书院于1852年（咸丰二年）正式开馆，延聘浏阳西乡举人熊冲之主讲。乡人奔走相告，远近士子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乡人办学热情高涨，决意扩大斋舍，乃发起募捐。是时正值年岁丰稳，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17000余两。此事惊动了湖南巡抚骆秉章，他专题奏请朝廷嘉奖捐资人士，以促进乡村书院的发展。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又捐入银25320两。浏阳知县邓尔昌详请议叙，湖南巡抚毛鸿宾再次题请朝廷嘉奖。具体奖励办法是：凡捐银10两以上者，饬县自行奖励；刘得朋等114名捐银200两以上者，给予九品顶戴；徐方清等8名捐银300两以上者，给予八品顶戴。
　　捐资办学之风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1865年（同治四年），有张昌芾、李元善各垫月钱1000多缗，垫千缗以下者还有不少人士。1869年（同治八年），浏阳知县盛康乐带头捐资百金，乡绅富户竞相仿效，捐款十分可观。洞溪书院用这笔捐款新建了文昌阁、圣殿、讲堂、厅堂、斋舍40间。左厢3间名存意斋，为书院藏书处。至此，洞溪书院规模始定，成为可与省城长沙诸书院媲美的学府。可以说，洞溪书院自创办义学到书院规模初成，都离不开浏阳士民的慨然捐资，它是一所地地道道的乡村自办书院。
　　洞溪书院虽系乡村自办，但学规严明，教学方法十分讲究，而且十数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如三中副榜的浏阳西乡举人，浏阳文庙的著名乐师邱庆诰；长于诗文词赐，著有《云卧山庄诗钞》、《云卧山庄尺牍稿》的大学者郭昆焘（郭嵩焘之弟）；先后掌教过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的长沙府著名经学大师袁懋森都在咸同年间先后主讲于洞溪书院。 
　　书院章程明确提出，“书院作育人材，全赖师长”。师长由首事择其品学兼优者，自行聘请。每年二月初一起馆，院长率肄业生童，谒圣人学，十一月初一散馆。学规规定“书院为造材作育之处，诸凡游戏事均不宜近，严禁牌赌洋烟，如犯者，禀票明院长，逐出斋外”；又规定“生童住斋，要尊师爱友，谨慎谦恭，长幼之道不能偏废，如有狠戾乘异，傲上凌下者，分别记过，其私自冶游者，立即斥逐”。书院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
　　洞溪书院的课程，以学习经、史、诸子百家著作为主，兼读他书。课程安排饱满，诸生每日就寝时要默背《四书》三五页，清早披衣起床，洗漱完毕即要朗读古文。午饭后要练一个小时的书法。傍晚开始读诗，单日读古近体诗，双日试帖赋。晚饭后，还得读时文，限定篇数，必须按时完成。生徒每月朔望要轮流温习诸经若干本。每月三十（晦日）默写所学经书，由院长摘挑，如数全默者，可得到奖赏；错漏句和错漏章段者，会受到记过处分。诸生读书若有所心得，随时札记。若有疑义，可另订质疑册，每月初一、十五呈报院长评阅，以便指正。很明显，洞溪书院的上述课程安排突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原则，早、中、晚课程各异，妥善安排了一月乃至一日的学习时间，以使生徒克服厌学情绪，精神饱满地攻读群书。 
　　洞溪书院教学方法的另—特点是因材施教。书院把生徒分为两个班，按经书成诵的程度分班，文理平通者为头班，文理稍滞者为二班，类似今日中学把学生分为重点班和普通班。两班的课程安排有所不同。头班单日治经，上午温习专经，下午阅读群经类书。双日治史，上午读正史，下午看诸史类书。这4个项目由生徒自定数目，上下午须用两个时辰（4个小时）攻读。二班每日上午读经，下午则单日读《四书解》及性理书，双日读《纲鉴》和《经世文编》。生徒亦应自定数目，上下午备用两个时辰精心攻读。 
　　洞溪书院倡行的读书方法也很有特色，可归纳为“读、看、问、记”4字。读，须读出声，以经书为主，兼读史书。经先读《六经》、《周官》，史先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4史，而后读诸史，《明史》是必读之书，要求生徒精读。看，要求全神贯注地默读，广涉谱子百家、掌故舆地、儒道性理、泰西政书、诗文词赋等书，以使生徒博学广采，扩大知识面。生徒可选修某门，就长避短，因人而异。问，可问难于院长、师尊和同学，以求析难解疑，务必弄清本质性问题。记，乃撰写读书笔记，要求生徒每月各人自定课程，读看诸书后记下心得，以巩固所学，少走弯路。这些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光绪末年，省城长沙废书院、办学堂渐成风气，影响所及，洞溪书院也改成了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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