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于制业之举的罗典和欧阳厚均

　　清道光年间岳麓书院的高材生，中法战争后曾赴广东办理防务立有大功的大学者李元度曾著文说：“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先生，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崇仰两先生者。”罗慎斋即罗典，坦斋夫子即欧阳厚均，罗典是欧阳厚均的老师。老师掌教学生继之，师生俩经营岳麓书院各将近30个春秋，受到湘人的祟仰，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受人崇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执掌书院的时间最长，而且还因为他们勇于改革书院的教育方针，毅然把教育从自明清以来越陷越深的制举泥潭中拔了出来。罗典公开宣称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正如他的学生严如所说：“先生主教，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欧阳厚均说得更为明白，他把自己的主张和目标，把书院所有教育活动概括为：“以薪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而“不徒区区文艺之末也。”
　　他们的这种教育主张，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当时乾嘉学派正处颠峰，发源于明代后期、沉寂于清代初期的“西学东渐”之风，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和发展。乾隆年间的大教育家戴震不仅对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西学均有研究，而且极力鼓吹教育改革，公开指责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戴的思想在南方各省流传甚广，在一些地区教育界已经造成了“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诽圣诽贤，毫无顾忌”的时风。而这种思想又突出反映在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之上。早在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就看到了八股取士的严重弊端，他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到清中期，与朝廷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相对应，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与罗典同年代的袁枚、郑板桥等就是闻名全国、令朝廷也拿了没办法的狂放之士。袁、郑都到过长沙，相传衰枚还与罗典结成了好友，他们的言行不可能不对湖湘学风产生影响。在一种冲破专制文网的潜流之中，罗典、欧阳厚均等每麓山长们，顺应了这股潜流，着意恢复和重建已近乎扼杀了的湖湘学和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统。湖南近代的经世思潮正从此而始。
　　罗典，宇徽五，号慎斋，长沙府属湘潭人。进士出身，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掌印给事中、鸿胖寺少卿等。自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至1808年（嘉庆十三年）90岁无疾而终，一直掌教岳麓书院。在培养生徒、建设书院方面多有成就，先后被题奏4次，经吏部纪录8次。他在教学活动中是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们称他“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可见他治汉学是和教学紧密根结合的，每有成果心得必传授给学生。罗典虽然也曾以制艺之文名于一时，并在主教岳麓时，也重视学生的时文传习，但他从不把学生束缚在制举的小圈子内，而是注意向生徒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知识。
　　罗典的教学方法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他非常重视书院的环境美化，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他认为让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陶冶，不失为造士育才之良法。他在一次讲课中，大侃植物的栽培之道。他说，种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自生也”；种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藏、山踯躅，“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也”。这种随意点评，寓教于山水花木之趣的教育方法，能使生徒各依情趣和才智自由发展，不拘一格，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
　　罗典的教学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这既受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中“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影响，也有针对于当时书院多为科举附庸，学子终日穷于无用之举业的客观事实。因而其门下“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如从游罗典达24年之久，学识博洽，以“周公呼之”的胡学山；“足当大任”，“称为经世才”的严如；“生平志行过人，屡掌文衡，得人称盛”的彭浚；官至两江总督、被道光帝嘉为“干国良臣”的陶澎；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以及下文就要叙及的欧阳厚均等都是罗典的得意学生。
　　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湖南安仁人。1789－1791年（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就读岳麓书院，从学于罗典。他在岳麓书院学习很用功，与同窗“联步登堂，抠衣问字”，学业长进，至1799的（嘉庆四年）进士及第，任过陕西司郎等职。他混迹官场20年，深感官场日趋腐败，正当有望升迁之际，却决意放弃仕途，才年逾四十，便“以母老告归”了。1816年（嘉庆二十三年），他52岁时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一直到逝世前2年才离去。青丝而至，白首而归，前后获准题奏议叙3次，礼部记录8次，为书院建设和教书育人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由于欧阳厚均自己已绝意仕途，也就有了他不把学生束缚于科举功名的思想基础。“体”和“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般而言，“体”是指根本，“用”指体之用；即根本的运用。“体”是第一位的，“用”的是第二位的。欧阳厚均把教育归结为“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其用意十分清楚，即主张在教育中不能把“体”和“用”分割开来，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他认为，学生既要掌握儒家经典，知道如何做人，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才，而且也要学习人伦日用方面的知识，具有应变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只有“体”和“用”兼备的人才，才有可能“出为良臣，处为良士”，而不沦为只知低头吟咏的腐儒，也不会变成不懂立世传道的执挎子弟。可见欧阳厚均确已依稀认识到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的必要。以作文为例，当时科举盛行，学生专攻八股，一板一眼都有定格，内容也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欧阳厚均教育学生的作文方法却与之截然相反，他主张“诸生骋研抽秘，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体，总之惟其是尔”。他所归纳的为师必须“文行交勉，道艺相资”即是此意。详言之，老师应在文、行、道、艺诸方面培养学生，这与专以八股制艺为内容的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在教育方法上，欧阳厚均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思想。他主张对学生要严，但要严得恰当，特别要“于培养之中寓鼓励”，把扬善褒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迎合学生追求上进、独立人格的心理。他认为这样做，必会“贤肖辈出，蒸蒸日上”。因此，他特别提倡讨论式教学和学生自我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告诫学生“讲艺论文，有奇共赏，有疑共析”。他提出的“二三子争砥砺，敦品力学，互相规劝”，“择其优者互相传阅，以资观摩”等等，都是上述教学方法的具体运用，收效甚好，备受生徒欢迎，“以致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李元度称道说：“弟子著录三千人，多以节义功名显”。左宗棠、江忠源、曾国藩、郭嵩焘皆出其门下，都成为清代后期的经天纬地之才。经欧阳厚均几十年的努力，使岳麓书院办学盛而不衰，高峰迭起；欧阳厚均也成为清代前中期湖湘地区最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和推动湖湘传统教育承先启先，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人物。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