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炤、王文清与《岳麓书院学规》

　　清康熙、乾隆时期是长沙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规模、学制，还是在培养人才的数量方面都超过前朝。这除了有清代前期书院规制演变和发展等客观因素外，更有历届岳麓山长潜心经营的主观原因。这些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勤于著述，学术上自成流派，又都是热爱教育的教育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李文炤、王文清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山长之一。李文炤，字元朗，号恒斋，善化（长沙）人，1717年（康五十六年）任岳麓山长。王文清，宇廷鉴，号九溪，宁乡人，于1748年（乾隆十一年）61岁时和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77岁时两次出任岳麓山长，前后共9年。李、王都是著述恢宏、名著一时的大经学家，学术界对其评价甚高，称李文“湖南自王夫之以学术闻天下，文继起，名与之增”；称王文清“独治朴学，淹贯群籍，卓然一代鸿儒”。他们先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在建设书舍、完备规制、规范祀事、管理学田和经费等诸方面都多有贡献，而最大的功绩应是他们冲破朝廷“卧碑”强制性条文的牢笼，扬弃朱子岳麓教条，所制定颁行的《岳麓书院学规》。“卧碑”中“勿亡行辨难”的教条已被新学规提倡诸生“共相切磋”、师生“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所取代。这对于岳麓辨难求真学风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反映出康熙、乾隆时期岳麓书院已开始挣脱专制束缚，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新学规还有—个特点，就是把德育教育更加系统化，这是老学规所不能及的。 
　　李文炤上任岳麓书院山长所办的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学规的制定。岳麓书院虽早已有《朱子教条》行于世，但时过境迁，很多内容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而需要加以充实和发展；李文把修订学规当作被委任为山长的应尽之责，他在序言中说：“以菲材，谬承大中丞、大方伯及各宪知遇，付以丽泽讲习之任。自惟浅陋，无以应友朋之求。谨参先氏之成法，述一己之陋见，共相商确，而持行之”。李文炤平时“注重于立身、敦品、养性，治业则注重于博学、审向、慎思、明辨、力行”。其学规也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李氏学规共有8条，其要点是：(l)既以读书为业应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不可作无益有害之事，意见不合，应共相切磋；(2)朋友攸摄，摄以威仪，不敬则不能和，同群之中，不应隙之相生；(3)对圣贤之言，宜端生辨难，有不明之处，反复推详；(4)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小学论一篇，倘或未当，即携卷相商，以求至是；(5)《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倘有疑处，即与之相商，其程朱语录、文集，可自为诵习；(6)今之举业，各有专经，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而应互相质证；(7)学者欲通世务，看史以《纲目》为断，作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8)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
　　李氏学规与《朱子教条》相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具有很强的经验性、适用性和针对性。学规规定的条文好像都是针对生徒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道理说得不多，但十分具体，易为生徒理解和接受。学生如何爱惜时光和如何保证学习专心，本来是教育的一个常识问题，李文却对此很重视，把它列为首条。开篇即说：“其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接着列举了一系列“亦皆禁止”的影响生徒专时专心的恶习，如“剧钱群饮，猜令挥拳，牵引朋淫，暗工刀笔”等。这并不是他的凭空虚构，而是他深入考察生徒的生活后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只有排除这些恶习，学习才有可能做到精力和时间的集中，时间集中首先要做到精力集中，只有专心才能专时。这无疑是很有针对性的。
　　李氏学规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学习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极精炼而又生动的语言加以概括，训导生徒。他说：“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强冠束带，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照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又说：“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凡此种种，李文反复指明的是，如何发挥生徒主体精神作用的问题，并强调把这种主体精神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中。他虽在学规中规定了课程的设置和安排，规定了生徒所必须学习的儒家经典，但学规的着重点始终没有离开启发生徒在学习上的主动精神，劝导生徒“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六经”要读，但不可以此为足，“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学者欲通世务”，除读经外，还“必须看史”，儒家的经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些见解显然比那种唯经书为是，仅为经书作注脚的八股训条要开明得多。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李文炤强调“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为士而徒以诗文自负，保以自别于凡民乎！”他把“行”看得比“知”更重要，并不是抽象地看问题，而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尚空谈、轻实践的学风提出的批评。总之，李氏学规是很有经验性和适用性的。在整个学规中，李文烟不是单纯地限制生徒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更没有用死板的条文消极地制约生徒的行为，而是联系生徒的实际，力求启发生徒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李文炤离任20多年后，岳麓书院又聘来了一位“文章品行，望重乡国”的山长。他就是与王夫之、王运、王先谦并称“四王”的王文清。王文清两主岳麓书院，包括中途回家3年，自云“十二年”。在职期间对书院建设和膏火筹划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书院的振兴打下了物质基础。但他认为从建筑布局上整修书院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一套好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有一个良好的院风和学风。为此，他在整修书院的同时，投入极大的精力抓院风和学风的建设，在前入学规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新的《学规》、《学箴》。加上他的《读经六法》和《读史六法》，至今犹存在岳麓书院的石刻碑文上。 
　　虽已成历史陈迹，但仰慕者毕至，总要凝视细读良久，似乎言犹在耳，至今仍在训勉后生。
　　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较李氏学规更为精炼、简明易记，共18条，全文如下：
　　（一）时常省问父母；（二）朔望恭谒圣贤；（三）气习各矫偏处；（四）举止整齐严肃；（五）服食宜从俭素；（六）外事毫不可干；（七）行坐必依齿序；（八）痛戒讦短毁长；（九）损友必须拒绝；（十）不可闲谈废时；（十一）日讲经书三起；（十二）日看纲目数项；（十三）通晓时务物理；（十四）参读古文诗赋；（十五）读书必须过笔；（十六）会课按刻早完；（十七）夜读仍戒晏起；（十八）疑误定要力争。 
　　王氏学规虽无宏篇大论，但言简意赅，朴实无华，条条切中时弊，针对性极强。学规采用六字排比句，基本上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是道德修养，另一部分是学习态度和方法，前者规范的是德育，后者规范的是智育。二者之中，王文清更突出了德育。即使在讲学习方法的条文中也贯穿融合了德育的内容。注重生徒的道德品格教育，本是岳麓书院的传统，在以前的学规中也有体现。但把德育的要求概括得如此形象，如此通俗易懂，却在原学规中不多见。王文清不仅把中华民族尊敬老人、尊重师长、节省尚俭、互助友爱等传统美德融和、凝结在学规中，给人以亲切感和实在感，而且对讦短毁长、损友肥私、游手好闲等坏的品性进行了鞭笞，劝导生徒力诫这些恶行。把中国古时那些旨在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都概括到学规中去了，有一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操之以规的适用感。“时常省问父母”是“孝”的道德规范；“朔望恭竭圣贤”是“忠”的道德规范；“服食宜从俭素”是“廉”的道德规范；“损友必须拒绝”是“节”的道德规范等等，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理学教育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融为一体了。既以传统美德作为书院教育的宗旨，又要求以儒家道德规范来塑造生徒的品格，进行道德修养，这是王氏学规的最大特点。
　　王氏学规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条文，同样也很有特色，不仅具体，而且贴近生活。“日看纲目数页”，说的是要求生徒读书要有计划、持之以恒，坚持将所需读的书一篇一篇地读完。“读书必须过笔”，意即读书要动脑和动手，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会课按刻早完”，是说一日事一日毕，不要拖欠作业，不可荒废光阴。“夜读仍戒晏起”，说的是学习要刻苦用功，切忌一曝十寒。“疑误定要力争”，是训导生徒学习要穷根究底，不可不求甚解，浅尝现止。如此等等，文字不多而寓意深刻，文笔通俗而富含哲理，生徒易读易记，也易接受。这些条文讲的虽是学习态度和方法，但也是对生徒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生动的品格教育，因而受到生徒的拥护和自觉遵守。王文清堪称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据史载，其门下有成就者达400余人。这就难怪当他84岁高龄时仍被巡抚挽留继任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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