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贤”张元忭与“贤哲”吴道行

　　岳麓书院自元初重建以来，虽几度兴衰，但弦歌不绝，到明代后期涌现了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就是以“大贤自许”的张元忭和他的学生、时称“衡湘贤哲”的吴道行。
　　自1507（明正德二年——王守仁来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之后，又有王守仁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五乔龄、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等先后来岳麓讲学。王学“致良知”、“格心”、“知行合一”等一套新的学术思想的传入，使埋头制举的湖湘士子耳目为之一新，自由讲学之风再起，从而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在来岳麓讲学的王门弟子中，以张元忭学术成就最高。张元忭，字子荩，号阳和，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517年（隆庆五年）登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翰林院待读。1582年（万历十年），他以使事入长沙，被兵备道李天植所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据《明史》本传及《岳麓志》记载，张元忭“生有异质，又好读书”，“慨然以大贤自许”。他少时身体羸弱，但读书很刻苦，其母担心他身体不支，常加以戒止。而张元忭待母亲睡熟后，又悄悄起床，挑灯夜读，由于脑力交瘁，到30岁时就“发白如霜”。
　　张元忭在学术上主张“以万物一体为宗，而以明德于天下为愿”，立足于“万事万物皆起于心”的心为本体的思想。他把朱张探讨的“太极之旨”也归结为心，他是用“心即理”的思想在传授岳麓门生。但张元忭不是原封不动地传授王学。他虽为浙中王畿的弟子，但他并不恪守王畿之学，相反，他对五畿乃至王守仁的一些观点、思想表示怀疑和批评。重经世致用本是湖湘学的传统，而王学好空谈，到明万历年间王学更陷入了空谈误国的沼潭。张元忭针对王学的这一流弊，提出“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尤为可贵的是，张元忭在岳麓讲授这种思想，正值张居正执掌宰相，诏毁天下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之时。岳麓书院虽未被毁，但讲学之风已经停止。自张元忭受命主教岳麓，讲学之风才再度兴起，“士风翕然丕变，湖南正学，绝而复苏”。所谓“正学”乃是久违多时的湖湘学派学风。 
　　张元忭对长沙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恢复了岳麓伦理践履的教育传统。他把他于1578年（万历六年）命教习内馆所作的《内馆训言》中所阐述的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带到了岳麓，这从他在岳麓所作的《大成殿》、《岳麓自勉》、《朱张祠》、《惜阴篇》等诗中可以体现出来。张元忭在常课之外，特拟《训言八条》，曰：忠、廉、诚、慎、慈、俭、谦、和，并各系以诗。“又摘史传中贤宦事迹，名为训解，日取一条，令年长二人，宣读二遍，请童竖环立而听”。《岳麓书院志》说张元忭“天性忠孝，介然不敢取与”，所以他对”忠”的解释尤为深刻，于“忠”、“廉”、“诚”之间的联系为前人之未言。他说：“且说如何为忠，只有一心为着朝廷，不为一己私图而已。”“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守己以廉，其成败名丧节，未有不由贪者。”“人生世间，处心行事，全以诚为主。”欲立“掀天揭地功业，也都从诚上起，若还不诚，则根本先坏，纵然用计用数，毕竟做不得好人，济不得大事。”这说明。要做到忠，关键在做到廉，不廉必有私图，故不可能忠。忠是做人的目的，而廉是忠的保障。诚是做人的根本，无此根本，忠和廉都无从说起。显然，张元忭所说的道德修养不像王学单纯内向求心，而是主张通经读书和经世致用。张元忭赖于“诚”的修养方法与湖湘学的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元忭在岳麓培养了不少“良知”学生，吴道行就是他最得意的一位。吴道行，字见可，一号嵝山，善化人。系张高足、开禧北伐功臣吴猎之后。吴道行因历试乡国不果，终未走上仕途，一生以讲学授徒为业。他从小就对岳麓书院有倾慕之情，“方七岁，闻长老谈岳麓先贤讲学，便肃然倾听，指示古来忠义大节，辄色喜”，为先贤之忠义大节所感动。张元忭讲学岳麓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吴道行，从游就学其门下，与之“大畅良知孝弟之旨，一时遂相引重”，深得张元忭的赞赏。其时，被张居正禁废的长沙惜阴书院恢复，吴道行被聘为山长，人称“嵝山先生”。1590年（万历十八年）吴道行以望重出任长沙知府，重修书院并主持编撰了《岳麓书院志》。1633年（崇帧六年），他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10年，临终前2年（1642年，明朝覆亡前2年）仍讲学其间，吴道行作为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致力于殷勤讲贯朱张之学，力纠王学空疏流弊，使明末长沙岳麓书院与无锡东林书院成遥相呼应之势。《善化县志》称他“留心经史，百家诸子，兵饷军政之属，部决利弊，悉见施行”，可见其学注重务实。在学术上，他反对王学末流的荒诞，“笃伦敦义，讲学穷理”，“自余著述，藏之家乘，扬之国华”。吴道行的思想与提倡治国平天下为“有用之学”，极力维护理学正宗的东林学派十分接近。东林学派传人无锡高世泰称赞吴道行“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顾宪成)、忠宽揆（高攀龙）固一也，可不谓衡湘之贤哲哉”，肯定他与顾宪成、高攀龙思想的共同之处，以及他们对延传“道南正脉”的贡献。1641年（崇帧十四年）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吴道行与高世泰成为至交好友，二人共同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湖湘弟子而竭心尽力。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培养出了像王夫之这样的一代贤才。王夫之在吴道行任山长、高世泰来院讲学期间开入岳麓书院肄业，成为明代岳麓书院最杰出的学生，后来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大思想家。
　　1644年4月（崇帧十七年三月），明王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表现了“衡湘贤哲”的清白与高洁。死前他留下遗言：“惊闻北事，主亡臣辱，痛之如何！予以诸生，食恩累代，独非草莽之臣哉！……笔搁而舆至，将以吉日成遄归，集儿女罗拜，从此从先帝于地下矣！”他面对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和清兵入关、长驱中原的“北事”，作为食明之皇恩的诸生，既痛恨倾覆明王朝的农民军，又不堪忍受满族入侵的残酷现实，只得以死明志，最终实现了他的老师张元忭所教诲的“爱国忠君仗到诚，休将一念坏平生，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的人生理想。 
　　张元忭、吴道行在教育活动中所倡言的“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的“笃实”精神，对于王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他们衡量“笃实”的标志，最终落到了是否“忠君”这一点上。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经世”与“忠君”几乎成了同义词。张元忭反复要求学生做忠于朝廷的“忠良之臣”，吴道行更以“从先帝于地下”来实现了他的“孝弟之旨”。中国历代儒家都十分注意“学、治、教”三位一体的社会教化功能，把做顺民、忠臣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这种教育理念，一方面包容了儒家诲教世人、整饬社会的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把道德至善与修养治平的思想，通过教化形式认生命价值中提炼出来，成为提升民族凝聚（中和）心理的一种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却充斥着类似神学的精神价值观念，极大地抹杀了人的个性，抑制了人格的自立，它所体现的威权体制、人伦秩序、道德规范及传统均平心理，对于僵化士子思想，树立愚忠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在宏扬湘城教育优秀传统的同时，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复制社会和个人创造力的功能，才能使教育在社会进步中发挥最大的影响。到清代，颜元李学派和乾嘉学派似乎领悟到了这一道理。这一事实也能从清代长沙教育的演变中得到映证。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