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岳麓书院的几度衰微和繁荣

　　宋代所建著名书院中，能延绵元、明、清三朝，到清末顺利转为高等学堂，并在原院址上一直延续至今的唯有岳麓书院。元明两代，岳麓书院经历了元初被毁而又重建，明初沉寂而又复兴，明后期受扰再而繁盛的衰兴交替过程。岳麓书院在官学中兴和书院官学化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以致清代又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
　　南宋盛极一时的岳麓书院在元军围攻长沙时付之一炬，一代名院遂废为榛荆之地。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将书院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制订了一套考选升迁办法，以此吸引士人投身书院教育事业。其时，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湖湘学子重又云集于此，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
　　书院经刘必大重建之后，1314年（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这次修葺，工程浩大，“门厩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污，上瓦下甓，更彻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福，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亭曰极高明”。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有祠殿，游息有亭轩，其规制之整齐，规模之宏大，不逊于宋代。
　　这次岳麓书院的修复，得到了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吴澄的关注。吴澄，宇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他一生从事教育达60余载，弟子出其名下者数以千计。学术上他深研宋代理学诸派之说，折中于朱熹与陆九渊两家之学。吴澄与长沙郡别驾刘安仁交情甚厚，因而对岳麓的重修尤显热情，亲撰《重建岳麓书院记》和《百泉轩记》以志其事、《百泉轩记》云：“书院之有泉不一，如雪如汞，如练如鹤，自西而来，趋而北，折而东，还绕而南，渚为清池，四池澄澄无发滓，万古涓涓无须臾。 息屋其间，名百泉轩，又为书院绝佳之境”，“二先生（张、朱熹）酷爱是泉也，盖非士于玩物适性而已”。指出百泉轩的建设，不在于满足“凡儒俗士“玩物适情”的欲求，而意在陶冶心性，教育生徒“知道”，“求仁”，以达“高尚”之境。《重建岳麓书院记》在系统回顾岳麓书院历史和记述本次修复过程之后，着重总结了岳麓办学的优良传统，并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吴澄对当时书院的官学化、沉迷科举之风颇有微词，因而记曰：“张子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其要曰仁”，对张提出的“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方针极为推崇。在教学程序上，吴澄在记中提出不以“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为目的，要求“审问于人，慎思乎己，明辩而笃行之”，这也是极有见地的。记曰：“地以人而重也”，说的虽是朱熹讲学使岳麓名声大振，但也道出了吴澄作记使岳麓名声得以恢复的事实。正由于元代岳麓书院坚持了吴澄提出的为学程序，使它终究有别于一般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化书院，也因此而盛名不衰。 
　　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兵，“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所据”。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
　　明中叶，学校出现了衰落迹象，“正统（1436－1449）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有识之士莫不向往书院之教。成化（1465－1487）间，恢复书院之势渐兴，1477年象山书院恢复，民间书院之兴再次形成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岳麓书院开始重建。明代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是1432年（宣德七年），它早于象山书院的恢复。这次修复完全是由民间集资促成的。捐资者是宁乡涧小源冲任指挥佥事的周辛甫父子。他们“慷慨好义，捐修岳麓书院讲堂及道林寺田八十七亩”。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明代岳麓书院的真正兴复，是在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手中实现的。这次复建书院5间，并建崇道祠以把晦庵、南轩二先生。1496年，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和知府王又在陈钢重建基础上，“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至此，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观，重新开学的条件已经完备，荒芜百年的局面即告结束。
　　岳麓书院恢复不久就迎来了明代该书院的第一件盛事，即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是年，王守仁贬谪贵州龙场，途经湖南，先讲学于醴陵，后至长沙，应邀来岳麓书院，讲授“良知之学”。此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不但没有排斥湖湘学，相反湖湘学仍被尊为岳麓的学统，王守仁在岳麓写下的“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之诗可以为证。学道陈凤梧紧接王守仁讲学之后，召集郡邑优等生肄业岳麓，传授“湖南道学渊源”，并著《湖南道学渊源录》以揄扬湖湘传统学风。人称陈凤梧“督楚学，人文蔚起”。
　　正在王守仁来长沙讲学的那一年，岳麓书院又大兴土木。当时，岳麓书院与道林寺同处一山，常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守道吴世忠下令拆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而将“一座木石砖瓦，搬运赴院”，充作书院扩建之材。儒长佛消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从中也反映了书院的发展和影响在日益扩大。这次扩建，除恢复完善宋代原有建筑规模外，还另建文庙并列于书院之左，前有泮桥、洗心亭等，形成现存布局。
　　次年，学道陈凤梧延聘陈论出任岳麓书院山长。陈论是长沙府属攸县人，在任山长之前正以诸生身份就学长沙。故陈论便成为岳麓山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位。然而，他“学识端敏”，“志趣高迈，可与向学”，故被学道破格起用。陈论主教期间，勤省自身，以—身作则，潜心传播理学，常以乡贤周敦颐及朱熹、张等理学大师规勉诸生，使岳麓与那些专论八股、以举业为目标的学宫毕竟有所区别。陈论还在书院中辟射圃，设“习射”课程，聘请长沙卫指挥杨溥度为教习。学生习射，本是先秦时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内容之一。设射圃是明代学校“通制”。但书院增设习射的军事项目，在全国书院中是少有的。射圃的设置虽反映出书院官学化的特点，但也体现了岳麓书院在教学方面的有益尝试，具有积极意义。陈论主院，“人文彬彬蔚起，亦斯文之一大快也”。
　　嘉靖以后，全国书院发展再兴高潮，岳麓书院也进一步发展。1527年（嘉靖六年）长沙知州王秉良扩建书院，并捐置学田18亩。翌年孙存继任，完成王氏未竟之业。为改善办学条件，他个人又捐学田68亩，并请政府增拨公田1449亩，书院财力已相当雄厚。此时的岳麓书院规制更为完备，建有“二堂”（讲堂）、“二馆”（四方从游之士寓所）、“四斋”、“六舍”（生徒宿舍）以及“尊经阁”（藏书楼）、“崇道祠”（祭祀朱张之祠），已形成讲学、藏书、祭祀的完整系统。1526年又辟“六君子堂”，供祀宋潭州知州朱洞、李允则、安抚使刘珙、山长周式、明代长沙府通判陈钢、同知杨茂元等6人。1530年，世宗颁御制“敬一箴”及“程氏四箴”，岳麓之盛，“振美一时”。
　　元明时期，岳麓书院的第三次衰兴是从1537年（嘉靖十六年）开始的连续几次禁毁书院事件及岳麓书院抵制禁毁的曲折过程。1537年，御史游居敬上疏斥责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当时湛若水正携门人骆尧知在衡山紫云峰讲学，于是世宗一反支持书院的常态，下令“毁其书院”。次年，吏部尚书许赞再次上疏，指斥“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请求撤毁，“诏从其言”。诏毁书院的目的很清楚，一是反对湛若水等人在东南地区聚徒讲学，以防其成帮结势；二是为了挽救官学的衰败局面。皇帝毁院之令一下，岳麓书院内人心惶惶，讲学几乎停止。就在此时，季本出任长沙知府。毁院禁令下达的第二年（1539年）季本就开始大规模修整书院，自己捐赠学田102亩，同知林华也捐学田5O亩。在知府、同知身体力行的感召之下，杨秉贤、徐廷玉等20位“义民”分别担任起“修聋自大成殿至号舍”的各处工程，并修复上山的道路。湘城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集资兴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岳麓书院共有学田2223亩，其中私人捐助达333亩，占15％。
　　季本，字明德，号彭山，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王守仁的弟子。他上任长沙知府后，没有理会朝廷有失偏颇的命令，除捐赠学田、修缮书院外，还亲自开讲于岳麓，“四方之士从游甚众”。季本讲学虽然在知行观上恪守老师“知行合一”之说，并把良知良能和“知行合一”统一起来。然而他又主张“以理为主宰”，这显然与王学“以心为本”的主旨相违背，表现出与湖湘学相融合的倾向。季本是位大学问家，留下著作120卷，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等。他很注重“有用实学”和“为致君有用之学”，曾“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源，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由于季本的努力，岳麓书院才没有在毁院事件中消沉下去，相反，季本的言行更加“振美”了岳麓的务实学风。
　　紧接着，明代后期又有1579年（万历七年）宰相张居正禁止自由讲学、禁毁书院事件和1625年（天启五年）宦官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人、禁毁东林书院事件。与此遥相对应，岳麓书院却有王门再传弟子张元忭恢复讲学之风和山长吴道行再振岳麓以及东林学派传人高世泰来岳麓讲学等事情的发生。经过4次毁院事件之后，岳麓书院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了可与无锡东林书院相媲美的天下名院。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