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教馆与家塾

　　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官学是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而兴衰的，每逢王朝兴盛、社会安定之时，官学如林，繁荣发达；如王朝衰落，政治腐败，经费拮据，社会动乱，官学就若有若无，以至消亡。而私学自春秋创立以来，却一直在兴盛地发展着，成为了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沙古代学校教育史上，私学的存在和发展不绝于史，汉代的“书馆”，南朝的“精舍”，唐代的村校，宋代的“冬学”，都曾在长沙城乡出现。到元、明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沙地区的私学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义学、教馆和家塾，是为最常见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城乡民间之中。
　　义学，又称义塾，产生于北宋时期，始于名相范仲淹，是一种专为民间孤寒子弟所设立的学校。这类学校，有的是一些官员、地主出资在家乡所开办，也有以祠堂地租或私人捐款而设。长沙地区自宋代开始，已有了义学的记载。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湘阴人邓咸“创义学于县南，以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
　　学士”。元代中后期，中书左丞许有壬之父许熙载，号东冈，曾仕宦长沙，在长沙县东梨镇“设义学，训诸生”。他死后，诸生思之，为立东冈书院，元朝廷并为设立教官，颁赐愿额，以为育才之地。元顺帝元统（1333－1334）年间，长沙县西北乔口镇有三贤堂，把屈原、贾谊、杜甫，邑人黄澹乃设义学于祠，顺帝亦为之诏赐“乔江书院”匾额。浏阳南台书院，位于浏阳县城内南台岭，旧为义学，即邑人梁子真所建。义学一般都免收学费，有的还提供学习用品，因而为家境贫寒的学子提供了就学的机会，对于普及民间教育和从社会下层培养人才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教馆，也是一种私人开设的学校，是一些未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和丁忧、罢黜归籍的官吏在家中所开设的。教馆起源很早，较义学更为普遍。据记载，五代时长沙籍名将罗弘信之子罗绍威，名重—时，被封为长沙郡王，他“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教授生徒，很受百姓尊重。元明两代的长沙，有关教馆的记载也不少。据《元史》记载，元代大儒、浏阳人欧阳玄，8岁时，“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干言，即知属文”。14岁至16岁时，又先后“从宋进士李某、邓某受业”， “习为词章，笔辄成章”。可知他入官学之前，即是在浏阳民间教馆中而发蒙的。而其父欧阳龙生，也曾“从醴陵田氏受春秋三传”，后成为浏阳文靖书院山长。还有长沙刘蒙正，因元初废科举而“悒悒不乐”，乃广搜典籍，肆力于文，“四方学者，争造其门”，显然是在家开馆，课读士子。明初名臣、长沙府湘阴县人夏原吉，自幼家境贫寒，13岁丧父，时已学过《诗经》、《春秋》，就在乡里开教馆“以资养”，同时又刻苦自学，被选为县学生员，又以《诗》被荐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学。嘉靖中又有长沙人陈时中建环中书院，集士子肄业其中，名为书院，实为教馆。
　　家塾，为古代地主、官僚、商人等富有人家开设的一种学校，教师或由家中学人自任，或出资聘请外间塾师上门，主要为教育家中子弟而设立。元代前期学者虞集，少年时，其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等。后来他的外祖父，原任国子祭酒的杨文仲任职长沙，虞集从岭南“还长沙，就外傅”，即是其博学的外祖父所教授。欧阳玄自“幼岐嶷”，其发蒙也就是在家中由母亲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8岁之前就完成了小学学业。明初浏阳人周必诚于1402年（建文四年）中为举人，后历任知县、监察御史，巡按使等职，颇有政绩。后告老还乡，教授乡里，为桑梓育才。明代中期，长沙府攸县人罗星，曾于1516年（正德十一年）举湖广乡试第一。但他不求入仕，居家苦读，而精于《易》学。由于家贫，即作塾师以自给。
　　义学、教馆和家塾，一般来说，主要是从事小学教育，又称蒙学教育，故这类学校的老师又称蒙师。从学者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而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学算等，并兼有伦理教化的功能，常用的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昔时贤文》等。这类学校除了少数由官僚、地主、商人等富贵人家所开设的以外，大多都十分简陋，没有专门的教 舍，教师束修微薄，仅能糊口，就学子弟也多出自贫苦人家，大多只求粗识文字面已。我国古代曾有不少吟咏这类学校的小诗，反映了其中的一些情况。如宋代诗人刘克庄有诗云：“短衣穿结半瓠空，所住茅檐仅蔽风。久诵经书皆默记，横挑史传亦能通。青窗灯下研孤学，白首山中聚小童。却羡安昌师弟子，只谈《论语》至三公。”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也有诗吟道：“漆黑茅庐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
　　与我国古代的官学、书院比较起来，私学的教书先生们，大多长年累月地奔走于穷乡僻壤或小街陋巷，处身于茅舍陋室之中，地位低下，生活艰难，教学条件更是艰苦。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民众乃至硕学鸿儒的尊重。正是由于民众对蒙师的敬仰以及蒙师对教育的赤诚，才使元明两代基础教育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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