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代的长沙官学

　　元明时代历经360余年，是长沙地区儒学教育日趋发达、学校体制日臻完备的时期。官学系统的发达即为其突出的表现。
　　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积极推行汉法，尊崇儒家传统的开明君主。他在位30多年，积极推行汉法，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任命学官，设置学校，恢复和发展学校教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儒学为主体的官学体系。中央官学设有国子监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医学、阴阳学。国子监学专习儒学，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培养翻译人才。医学和阴阳学则分别传授医药学和天文术数。地方官学设路、府、州、县各级儒学，并在路一级设有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 
　　长沙及其所辖12州县，早在宋代时均已设有官学。宋末元初，湖湘战乱连年，这些学校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276年（至元十三年）元军征服湖南。其后，元湖广行省平章阿里海牙即遵照元世祖旨命，重建学校。于是长沙各级地方官学迅速得以恢复。潭州路学（1329年后改名天临路学）为全路最高学府，宋时设于城内东南之地，阿里海牙将之迁建于城内正南门右。其后，潭州路所辖12州县学也都先后恢复。其中，长沙县学，宋时在浏阳门内定王台后，1276年移建于路学之右；善化县学建于县南兴仁坊，浏阳县学在县治之东，宁乡县学在城东门外。元王朝对官学教育十分重视，曾下诏规定“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以保证学校的经费开支。当时，蒙元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朝廷的“汉化”政策还不能很快适应。虽然，他们已遵旨而建立起了各级官学，但仍然本能给于足够的重视，出卖学田，占用学舍的事时有发生。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潭州路学教授林应龙等反映，有地方官员在学舍“命妓张乐，喧嚣亵慢，习以为常”，尚书省即下文通行全国，禁止地方军政官员和朝廷使臣在学校居住、办公或“亵渎饮宴，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治罪”。 
　　作为路一级的行政区，元代的长沙还设有专门传播医术的医学。江西人严寿逸，早年为医学生员，“以能医称于乡”。后游京师大都，得吴澄勉励，“益治其业”，上祖东汉张仲景，下宗金代名医刘守真、张子和，医术大进。“京师之人，无贵贱贫富，闻君名者，凡有疾无不迎候，举药辄效”，于是成为名医。严寿逸晚年，调任天临路医学教授，把中原医术传到了长沙，其时江西名士祝蕃还特地派其子来长沙从学。
　　元朝在地方各级官学都设有学官，以掌教育、文庙祭祀与学校行政事务。路学设教授，并有学正、学录以辅佐；州学设教授或学正，县学设教谕；小学设教导。各级学官都享有傣禄，听命于行省主管教育的官员儒学提举使和各道宣慰使。 
　　元朝推崇程朱理学，各级学校都以朱熹译注的儒家经典作教材。各官学都实行学官“朔望讲书”制和生员日课、月课制。按元代学制，50岁以下30岁以上生员，各供月课；30岁以下15岁以上，须坐斋读书，每日各习所业；15岁以下8岁以上小学生员，更须每日在校读书。
　　社学的创设，是元代学校教育发展的一大成就。社（以50户为一社）是元朝城乡的基层单位。元成宗时，调令各路“在城八隅”、在乡每社各设小学一所，称为社学。聘请“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依乡原例，各出束修”。当时长沙及其所辖12州县都办有社学。社学的设立，对于普及城乡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直传留到了明、清两代。如1523年（明嘉靖二年）宁乡知县胡明善分别在通济桥、白鹤观、道林、麻山、黄材、乾江洞建有社学6所。
　　元朝末年，干戈遍起，学校废弛。当时的长沙正处于红巾军与元军的反复争夺之中，战火犹炽，天临路学和12州县官学几乎全部被毁，直到明朝建立以后，才得到恢复。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他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建国伊始，即在京师设立了国子学，1369年（洪武二年）又谕中书省臣“宣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明朝初建，长沙各州县城邑官署破败不堪，浏阳、善化2县治所迁徒，百废待举，事务烦忙，但不少州县官员能恪遵调令，政教并举，在迁建、修复官署衙门的同时，“尤以兴学为己任”，“建治立学”，“修学建仓”，“开创县邑，兴建学校”，在一处处废墟上又建立起一幢幢庄严典雅的学宫。
　　据清《湖南通志·学校》记载，长沙府及其所辖12州县官学的修复、重建或迁建，全部都是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又大多是洪武初年所完成的，其中：长沙府学，洪武初，指挥使邱广始建明伦堂，知府刘清增建庙庑斋舍，教授王褒建射圃。短短几年，学宫里祭祀孔子的殿宇和举行射礼的园圃，教授们高踞讲学 的大堂和生员们自修与食宿之所都一一建成，规模初具。长沙县学，1370年（洪武三年）知县王铨迁建至县东烟雾巷，1378年又移至北门外。善化县学，1371（洪武四年）知县孟吉重建于府学之左，1383（洪武十五年）知县张居仁又复建于仰山寺旧址。浏阳县学，洪武中知县陈宗铭于原址修复。宁乡县学，洪武初于原址重建。洪武以后，长沙各府州县学又有多次增修扩建。其长沙府学即曾7次大兴土木，至明后期已是十分的宏阔庄严。高矗的棂星门是为学宫的大门，外有半圆形的水池即泮池，内有崇祀孔子的大成殿。生员的斋舍分为4大部分，分别称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后有敬一亭、启圣祠和收贮图书典册的尊经阁。殿堂的礼器也多次添置。1683年7月（清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的一天，长沙居民某在原长沙府学废墟挖土，发现了大量铜制和石制的爵、钟、豆、磬等竟有100多件，均为明代铸造，都是原学宫的遗物。当年长沙府学内弦诵不绝、馨香溢室的景象，由此可以想见。
　　明代官学制度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在学官设置、生员名额、教学科目和学校管理上，有了更明确的规定。 
　　学官之设，洪武年间仍袭元制，府学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又“俱设训导”，府学4人，州学3人，县学2人，以辅助教授。长沙有关学校事务，其初隶属驻在武昌的湖广行省提学所辖。后由于行省“所辖太广”，乃设提学道于长沙，管辖下湖南道境内学校事务。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明朝廷又将湖广行省分为南北两部分，各增提学一员，以一员驻长沙。从此，长沙成为省一级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驻节之地。
　　学校生员名额也开始固定下来，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师生日食米，每人6斗，“有司给以鱼肉”。入学生员享受免役特权，除本身外，还免其家差徭二丁。
　　自隋唐创立科举制以后，我国古代学校教育都是围绕科举而进行。元初一度废止科举，从仁宗时才又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与荐举制并行，但直至元末的几十年中长沙地区中进士仅有8人。明代，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更为密切，“科举必由学校”，因此，求功名的士人都齐集于官学，大批学人士子从此而出。有明一代，长沙府各属，仅中进士即有77人之多，其中有官至尚书大学士的夏原吉、李东阳、张治，有的成为名闻一时的诗人、学者。学校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科分教，并学作八股文以备科考。由于学校为科举服务，生员也不必坐斋读书，只是按时参加考课而已。明代的官学已逐渐沦为了科举的附庸。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