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

　　朱熹是南宋时期最有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宋代理学经过朱熹的综合和总结才自成规模与体系。朱熹独创闽学一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主张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其学说被视为理学正宗，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思想700多年的发展。在“东南三贤”中，张、吕极谦都中年早逝，事业中辍，唯朱熹以年老告终，耕耘学坛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大。论其在儒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朱熹是仅次于孔孟的思想家，其门生则称他为“万世宗师”。
　　朱熹，宇元晦，一字仲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1130年生于建州龙溪，1200年卒，享年71岁。他18岁登进士，授泉州同安主簿，官至宝文阁待制。朱熹一生两次来潭州，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中还竖立—着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的碑刻，永供后人瞻仰。
　　闽学与湖湘学同出自“二程”，基本倾向相同，但在“知行”等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湖湘学重实践和经世致用，而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然而，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的友谊，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朱熹知“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决定要亲晤张。
1167年9月（乾道三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州造访张，受到了张热情接待。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仁”等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名。据范伯崇讲，“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可见他们讨论得十分热烈，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朱熹首开长沙书院会讲之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会讲”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学派人物，如稍后的事功学派陈傅良、明代阳明学派王守仁等，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各自的学术思想。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融合众学派之长，是与不同学派来岳麓自由讲学分不开的。 
　　朱熹这次来潭，还大开讲坛，教授诸生，从者有如蜂拥。据清康熙《岳麓志》卷3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朱熹在潭州的教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1194年初，已63岁高龄的朱熹由丞相留正推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再次来到阔别27年的潭州。旧地重游，今非昔比，他讲过学的岳麓书院已是“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因此朱熹任上，除“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头等大事。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学兼岳麓，壤带洞庭，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他在复兴州学之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对岳麓书院的整顿和振兴之上。这一时期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是整顿岳麓之教。朱熹一上任就提出《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其一是聘请自己的弟子黎贵臣充任书院读书职事，又聘张门生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二是增加额外学生10名。他认为岳麓书院“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因而别置额外学额，可以不由课试而进，其廪给与郡庠相等。其三是更建书院，对“岁久圮”的岳麓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更建于爽之地，规制一新”，扩建宣圣殿5间，殿前引水为池，列屋百间，可容学生千余人。其四是新修与岳麓书院关系紧密的湘西书院。湘西书院与岳麓书院同毁于绍兴兵火，经南宋刘珙重建，又已年久破旧。朱熹托枢密使王谦仲转恳漕台新修。他在给王谦仲的信中说，此事“皆关名教，计所乐闻”。湘西学院在朱熹的关心之下，不久便面目一新。其五是解决书院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朱熹为岳麓书院置学田50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书院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都事无巨细地一一过问。经过朱熹的有效治理和严厉督促，岳麓书院很得以快复兴。
　　第二是亲自执教，亲自督课。朱熹知潭州时，年事已高，而“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又据《朱子语类》记载；“甲寅（1194）八月三日，盖卿以书见先生于长沙郡斋，请随诸生遇晚听讲，是晚请教者七十余人”。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而且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式让学生讲《大学》的语意，抽查了两个学生都讲不清楚。他便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并指出书院如果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朱熹严肃认真、周到恳恻的教育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学术都影响至深，因而来学者日众，恢复到了他当年会讲时“座不能容”的地步。
　　第三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这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用以规范约束生徒的正式学规。这个学规即是他在任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翻版，只是改名《朱子书院教条》而已。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学规，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名有要。具列于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右接物之要。”
　　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五教”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教育，强调了书院教育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前提。但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意欲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学规反复要求生徒“讲明义理”，修养心性，力图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其中所包含的重人格教育、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学风。《朱子书院教条》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为学之序”密切相关。这其中，涵盖着许多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精华，仍值得今人深入研究。
　　朱熹两次在潭州讲学，培养了不少弟子。据《朱子门人》所列及门弟子中，著名的湘籍门人就有10人，其他史书则有更多的记载。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不少弟子操起其师的旧业，自筑书院授徒传业。如湘潭钟震在家乡筑主一书院，醴陵黎贵臣在金龟山下创昭文书院，宁远刘子澄办九嶷山书院，平江吴雄于县东凤栖乡建阳坪书院等等。仅从这一点就可知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对于发展湖、湘地方书院，普及教育，传播学术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了。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