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朝长沙教育的兴衰

　　两晋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而自曹魏后期以来的玄学学风愈演愈烈，儒家独尊的地位又进一步受到冲击。我国的古代教育失去了往日兴旺的景象，进入了一个沉寂、衰落的时期。这时，长沙的教育事业也长期地处于低谷之中，而几度兴衰。
　　孙吴统治湖南之时，长沙还不见有关学校的记载。西晋平吴之初，长沙隶属荆州。西晋名将、著名学者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既长于军政事务，又重视文教，《晋书》说他在任期间，“勤于讲武”，开浚水道，又“修立泮宫”，当时，“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此翁，孰识智明与勇功。”这是有关西晋一代荆州地区学校恢复的最早记载。
　　西晋立国不久，很快又转入战祸之中，荆湘地区不得安宁，官学自然大受其害，不得发展。
　　东晋之初，长沙地区先是杜起兵，其后又是王敦之乱，长沙地区官学荡然。当时晋元帝因“学校陵迟”，而停止孝廉考试，但规定秀才仍须入京策试。湘州刺史甘卓因而上疏说，湘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请求将秀才策试推迟举行。但元帝没有同意甘卓的请求。甘卓只得“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以作应付。桂阳郡时隶湘州，谷俭为桂阳郡宋阳人。其人“博通经史”，因其时“南土凋荒，经籍道息，俭不能远求师友，唯在家研精，虽所得实深，未有名誉”。
　　东晋之后，我国南方地区进入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四朝更番轮替，教育也随之时起时衰。“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
　　萧齐时，荆湘地区有幸遇上了两位“宽仁弘雅”，重视文教的官员。文献王萧嶷都督八州军事，领荆、湘2州刺史。其时“旧楚萧条，仍岁多故，荒民散亡，实须缉理。”为此，他设置主管教育的行政官员，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后来，安成王萧秀都督荆湘九州军事，亦曾“立学校”。 
　　梁朝时，开国之君萧衍政治上昏庸乏道，却是个“博学无所不通的大学者”，自然格外重视文教。505年（天监四年），他在京师建康设立教馆5所，“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他还分派学生到京师以外的大儒处受业求学，又“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萧齐时，长沙地区先后有杨公则、夏侯详、张缵等主持州政，拔擢寒士，“治有异绩”，其教育当也随之有所恢复。
　　陈朝时，迭经战乱，“衣冠殄尽”，统治者“日不暇给，弗遑劝课”，根本顾不上兴创学校，发展教育，至陈世祖时，“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陈朝官学的衰落，已达南朝的极点。长沙地区教育状况，自然可想而知。 
　　两晋南朝时期，官学教育时兴时废，不得发展，但乡里私学却是始终存在，而文人学者随间讲学授徒，青年学子励志苦习者也不乏其人。东晋时长沙浏阳人易雄，虽出自寒门，但精“习律令”、政事，被举为孝廉。长沙人虞望，崇尚名节，“并有士操，孝悌廉信”，“乡党所称”。晋元帝招延四方人士，他曾入选。长沙人邓缀，“道广学深，长于史学”，著有《晋纪》。梁朝的阮孝绪，自幼随父来湘州，13岁即“遍通五经”。梁、陈间，长沙青年学子欧阳，结庐“于麓山寺旁，专精习业，博通经史，”后来官至刺史。在这三百多年中，也有不少的著名文人学者来到长沙，如东晋诗人瘐阐、史学家孙盛，刘宋时著名学者颜延之、齐梁间著名史学家裴松之、陈朝诗人阴铿等。他们在长沙，或凭吊先贤，吟诗作赋；或会见高朋，研讨儒义；或潜心治学，埋首著述，对长沙的文化教 育和士林风气的养成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