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家教育与官学模式的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活跃、生动的局面，到秦朝时忽遭严重的摧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思想禁锢，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禁书禁私学、甚至“焚书坑儒”的政策，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以政府的法律法规为教学内容，以官吏任教师。因此，秦代的文化教育处于萎缩和停顿的状态。有关秦代长沙教育的史料也湮没无存。
　　西汉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有关古代长沙教育的最早记载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西汉的建立，结束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和思想禁锢的时代，“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文礼……于是喟然叹兴于学”，文化教育开始从沉闷肃杀的氛围中走出来。但由于汉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朝廷“未暇遑庠序之事”，其教育仍沿袭秦朝的吏师制度。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中央王朝十分重视对各封国诸侯王及其子弟的教育，往往任命一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之士担任诸王的老师。据《史记》、《汉书》记载，汉初，孔子第十代孙孔襄，曾任汉惠帝博士，后迁任长沙王太傅。文帝时，著名思想家和学者贾谊为长沙国靖王吴著的太傅。宣帝时，又有《谷梁传》学者申章昌来任长沙刺王刘建德的太傅。70年代发掘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了28件共12万多宇的帛书和200支竹木简，包括有《老子》甲乙本、《易经》、《书经》、《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经脉》、《五十二病方》、《五星占》、《相马经》、《阴阳五行》、《天文气象杂占》、《十问》、《杂禁方》等古籍，充分说明了秦汉之际长沙地区科学、文教和艺术的发展状况。其中帛书《春秋事语》，全书16章，每章记述一个故事，没有章名，彼此间不相连贯，也不按时代次序编排。在内容上，每章略述史事，偏重议论，文意浅显，体裁、内容类似古书中所说的“语”，即教材。
　　汉初，新的官学体制还未诞生，但不少经历过秦朝磨难的老儒生又开始聚徒讲学，私学于是再兴。专攻《诗经》、《谷梁传》的鲁人申公，“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他去世后，“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其中，兰陵人缪生曾任长沙内史。其后，来任长沙王太傅的申章昌，也出自申门之教，也当上了专掌儒家经学传授的学官博士。《汉书》记载：他“任长沙太傅，徒众尤盛”。看来，申章昌在辅导刺王之余还广收门徒，讲授学问。长沙私学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汉武帝时国家空前统一和强盛，在文化教育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还兴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设在京城长安。其教授选择德高博学的经师大儒担任，称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入学资格、年龄和修业年限都没有严格限制。太学的教学内容都是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外，《论语》、《孝经》人人必修。博士各以其专精的一经教授弟子。其教学形式，有大班会讲、高徒代讲等，但主要靠学生自修。学生必须严守“师法”，精通五经中的一经，通过考试，成绩优秀者可授予官职。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其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
　　汉武帝创立的这整套教育制度，在当时得到了较普遍的实行，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家学说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从京师太学到地方郡国乡聚的学校庠序的官学系统，则成为以后2000多年我国古代官学设置和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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