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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学社和弘扬国学

2008-10-9 20:2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48|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民国初年,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浏阳入,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他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词、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衰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耀,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
  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他们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 
  孔子学说,是中国数千年道德精神的主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代倡言对它“温故而知新”,实质是回归到1日传统中去。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尊孔复古的逆流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碟血长江,末六旬而逮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显然是一种误解。 
  应该指出,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叶德辉等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但船山学社与女船山学报》宣传尊孔,主张借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的主张,却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及湖南的展开。而这股思潮之所以会在民国初年的湖南长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湘军的传统影响。以卫道为旗帜的湘军集团兴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强化了传统的保守意识。维新、革命的冲击,新教育、新报刊的发展,都未动摇它的根基。卫道观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1915年,《船山学报》第2期刊登过一篇题为《论卫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极力赞扬“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方物,峻极于天”;次攻击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异端纷起”;再宣扬护卫“圣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语调笔法,都与湘军的《讨粤匪檄》如出一辙。
  第二, 虽然辛亥时期湖南志士是极为活跃,人数又十分可观的一个群体,但只要细加剖析,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相当部分人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种族意识。当他们在以“排满”相号召时,还深切地追忆自己汉族祖先的辉煌业绩。然而,就在这回顾以前历史,挖掘其中值得夸耀的东西时,保护国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于是,一些原先很激进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变成了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和新文化的反对者。 
  第三,由于长沙地处南北要道,在民初的军阀混战中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战灾频繁,兵匪共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局的动荡更超过其他地区。从1911年11月响应武昌起义到1919年的8年中,仅都督就易位9次,这使原来对共和制度充满希望的人们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他们痛切陈言,“自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理想中庄严准琛之中国,亦仅成梦幻耳”。自击以来,中国人似乎就受一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一旦现实使人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寻尧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梦,企图从传统中觅药方,以复古求出路。民国初年的长沙及湖南士人也没有越出这个规范,从而为国粹意识的泛滥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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