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思潮的流布

　　19世纪末期，一场维新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它倡导西学，呼唤变革，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的文化意识与政治格局。长沙新式报纸的大量印行和新式学会的林立，引得中外瞩目，使长沙成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人称“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对这种状况加以探讨，可以发现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湖南自魏源起，今文经学开始广为流布，长沙学者皮锡瑞等都是今文大师。今文经学认为天地万物都因时而变，愈变愈通，人类历史也是依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次序向前变动发展的。因而维新运动时谭嗣同、唐才常等都借用今文经学宣传托古改制、变法维新。
　　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刻印《船山遗书》后，王船山学说在湖南日益受到人们的尊崇。它“趋时更化”的进化发展观，浓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器变道变的器体道用说，都给湖南维新人士一定的启示，成为湖南维新的理论依据之一。
　　先进区域的文化对湖南维新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湖南与广东交界，两省人士从来关系密切，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广东士人的变法思想最早被湖南士人接受，形成“广东倡之，湖南和之；广东鼓之，湖南舞之”的状况。同时，甲午战争后，上海等地的新式报刊流人湖南，传播了大量新知识与新思想，促进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湖南巡抚、按察使、学政的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大都来自广东、江苏等开风气之先的省份，带有不同程度的变革罗想，他们为湖南维新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权力保障。其中，黄遵宪先后任中国驻日、美、英等使馆馆员达10余年之久，写成《日本国志》一书，力倡“中国必变从西法”，对湖南知识界启迪很大。
　　此外，湖南维新运动的骤兴，还与它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当湘军战胜太平天国后，湖南人产生了惟有湘人能平太难、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负心理。在甲午战争爆发，淮军海战陆战皆败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将希望寄托于湘军身上，但湘军一出关御敌就溃不成军，于6天之内连失牛庄、营口、团庄台，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使湖南士人震惊莫名，因为原先愈自负，失败的刺激就愈强烈。一部分湖南人从幻觉的破灭中正视起严酷的现实来，甚至认为“甲午的失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两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这样深沉的仟悔意识，显然是其他省区所没有的。正是这种忏悔意识和湖湘刚劲不阿、愈挫愈厉的地域性相结合，使湖南士人的救亡心理较他省更强烈，他们抱着“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投入了变法运动。 
　　以上种种原因，使湖南维新运动在全国独步一时。骤兴之初，各种新思潮、新学说即在长沙和三湘大地广为流传。它们主要为：
　　第一，危机意识与变革思潮。《马关条约》的签订和胶州湾的被占领，使湖南士人产生了极度的危机感，瓜分豆剖，出路安在，维新者的结论是“变”。他们认为，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国存。总之，变法是拯救中国于危亡之中的唯一出路。由此，湖南维新人士提出了种种变革主张。他们斥责八股无裨实用，锢人心智，必须彻底改除；他们呼吁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主张实行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并建议成立中国商业总会，以讲求中外商学商务，振兴全国商业；他们倡言广开民智，认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因而设学堂，译西书，讲实学之风盛行一时；他们主张兴民权，谭嗣同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即因为“皇权太重，民权尽失”，樊锥更申明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起民权，撰议会，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直接否定了专制主义君权统治。 
　　维新运动是由民族危机直接引发的，它始终都笼罩着浓厚的危机意识。所以，无论维新派提出什么样的主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救亡。这种涵盖一切的危机意识，左右着维新时期所有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还致使以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忽略除救亡以外的其他社会需求。当然，维新运动也伴随着启蒙意识的萌生，其各项启蒙性的改革也正是救亡促发的。 
　　第二，“中体西用”思维模式与“西学中源”说。维新时期，进步人士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而言依然是“中体西用”模式，即学习西方的物质科技和某些政治法律制度，但不接受西方近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当时，长沙温和的和激进的维新人士都是如此。唐才常就认为孔教是中国赖以生存的根本，“孔教既亡，黄种方无可存之理”；时务学堂的招考告示也表明，它的教学宗旨是“以中学为根砥，兼采西学之长”。可见甲午危机的震动还未能使人们愿意抛弃传统的伦理纲常体系。 
　　和“中体西用”模式相关联，“西学中源”说在湖南维新时期也非常盛行。“西学中源”就是认为西方现有的先进科技实际在中国古代都早已有之。湘乡东山精舍学规章程中称“西学之精，莫非原本中国”；唐才‘常认为“西学出于中国”；于古代流入了西方却在中国本土失传，就如孔子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以现在必须反过来学习西方；长沙《湘学报》连载的长文《掌故学》更把欧美日本的议院、国会、师范、女学、矿务……均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它不啻把湖南维新人士的“西学中源说”作了一系统的总结。由“西学中源”说出发，一些维新人士直接把维新称之为“复古”。谭嗣同就说：“凡所谓西法，要皆我之固有，我不能有而西人有之，我是以弱焉”，所以“变法者亦复古耳”。这种提法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恰有相似之处。
　　“西学中源”说的风行，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心理原因。一是维护自身心理平衡的需要。19世纪末的严峻现实，使人们意识到要救亡必须变法，要变法又必须学习西方，但这毕竟意味着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而且还与失败的耻辱紧紧相联，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极为痛苦的，“西学中源”说正好帮助他们减轻了这种耻辱感和现实中传统优势消失所带来的强烈失落感。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夏变夷”观念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深层心理。在这样的氛围中要提倡学习西方是极为困难的，“西学中源”说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三是表现出人们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模糊。湖南地处内地，接触西学极少，甲午后人们见到的也大都是粗劣的翻译著作，显然不可能有正确而全面的了解。因此，把墨子、佛学的兼爱平等，古代的格致物理和西方近代学说、混为一谈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人格觉醒和平等学说。湖南维新人士的人格觉醒意识首先表现在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上。谭嗣同以赞美人的身躯为起点而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他激昂陈词：宇宙造成人体，“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隶，当牛马的。”这种对人的尊重，必须导致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抨击，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说就是这种意识的升华。他指出三纲五常蒙蔽人的理智，禁锢人的灵魂，否认人的“自主之权，是它数千年来惨祸酷毒，愈演愈烈，使中国成为一座‘黑暗地狱’，必须完全否定和冲决。”人格的觉醒，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人格的自我觉醒，引发了各种平等学说的流行。长沙《湘报》发表《平等说》，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士农工商均应视作一律平等；南学会在成立章程中规定，“本学会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惧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于是，在会规会章面前，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差别消失了，只剩下“会员”这一共同而又平等的社会身份，这是对传统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逐渐资产阶级化的新士绅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
　　人格平等观念延伸到中外关系和民族关系问题上，就产生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唐才常在《湘学报》发表文章，从生物学、地理学、进化论各方面加以论证，得出天下之人“心”和“理”都相同的这一结论。皮嘉佑则作《醒世歌》，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论证中西平等的道理，指出“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从而否定了中国是天下之中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的更新，不仅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还为20世纪进一步学习西方准备了一定的心理条件，它是维新思潮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