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史家邓粲

　　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学、史学都因统治者控制思想文化能力的削弱而有所繁荣，著名史学家与文学家纷繁迭现。长沙籍人邓粲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
　　邓粲，字长真，出生于东晋时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邓骞是东晋著名政治家，“为人有节操，识量宏远。”历任武陵（今湖南常德）、始兴（今广东曲江）太守，卒于大司农高位。邓粲年少时，受两晋玄学之风的影响，以“高洁”知名，原先他“志存遁逸”，隐居于山林民间，不愿人世受命做官。但377年（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当东晋车骑将军桓冲派人送来辞语谦恭的信和丰厚的礼品，请他出任荆州别驾一职时，邓粲赞赏桓冲尊重贤士的态度，欣然应允，开始参与政治活动。邓粲以前隐逸时的好友刘麟之、刘尚公等指责他改节令人失望。邓粲笑着回答：“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而不在于物。”意思是，“你们确实是有志于隐逸的人，但并不真正知道隐的道理。其实如果知道了隐的道理，那么在民间固然可以隐逸，在朝廷也同样可以隐逸。因为处世为人的原则在我心中，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邓粲在任职期间政绩斐然，深受倚重。他曾经患上严重的足症，不能正常朝拜和处理政事，因此请求辞去职务，但桓冲不接受，要求他就躺着处理事务。384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桓冲病逝。不久，邓粲就以病为由告退，专门从事著述。
　　邓粲的著述主要是史学，代表作为《晋记》（又名《元·明纪》），书中记述了西晋一代，重点是元帝、明帝两朝的历史，共10卷。可惜原书早已遗佚不见，现存的是清代汤球和陈运溶的两种辑佚本。汤球的《邓粲晋记》分别辑自《太平御览》、《世说新语》及《北堂书钞》等书，共记史事49条；陈运溶本取材于《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4书，共录史事45条，基本上按年代先后，将晋代起自西晋武帝，迄于东晋孝武帝的某些名臣、文人、处士、列女、清谈家的旧闻轶事列于篇中。两书辑录的虽然只是《晋记》的一部分，鳞爪不全，难窥全貌，但仍不失为研究晋史的重要资料。 
　　邓粲的《晋纪》一书不仅对记载晋代历史有所贡献，它的范例有许多可取之处。我国最早的历史书籍《春秋》在正文前首先清楚写明作者命笔之初的主张，记言记事的法规，从而既反映作者的编纂方法，也反映作者的观点、宗旨，这样的著书典则被称作“举例发凡”，是—种良好的撰史方法。但汉代的史学家却都不采用，就是《史记》、《汉书》等史家名著也只在《自叙》或《叙传》中表明自己写作史书的缘由，且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撰明凡例这种好传统中止了数百年，直到邓粲著《晋纪》才子恢复，因而受到人们的赞扬。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案《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对邓粲作了高度评价。 
　　古代湖南地区著名史学家不多，邓粲是其中较有成就的一位，也是历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湖南籍史学家，遗风流传，惠及后人，受到湖南后代史学家周圣楷、王先谦等人的推崇与仿效。
　　除邓粲外，魏晋南北朝时还出现了一批长沙籍文学名士。三国时有虞授与桓阶。虞授擅长《易》学而不喜欢读其他经籍。每谈起《易》来总是滔滔不绝，和别人辩论也很少失误。因而当时人评价说：“不读经，视虞生”。意思是不读经书而很有学问的人，就是虞授了。东吴末帝孙皓时。虞授曾任广州都督官职。桓阶初为长沙郡功曹，被太守孙坚举为孝廉，荐任尚书郎。后在曹魏时官至尚书令，封高乡侯，加侍中。病重躺卧时，曹丕亲临宅中探望，并诏令徙封安乐侯。桓阶平时善于著述，处理政务之暇常撰文作书，去世后留有《桓令君集》传世。 
　　之后，在两晋相接时，长沙有虞悝、虞望兄弟。两人都坚守士人节操，以规范道德人伦为己任，并以此为标准臧否人物，先后出任州郡治中、别驾。在王敦起兵反晋时都因拒绝顺从而被杀。 
　　魏晋南北朝时，湖湘地区还未得到真正的开发，与中原相比尚有差距，在此之前的史载中几乎没有本地籍的名人。邓粲、虞授、桓阶、虞悝、虞望等称得上是第一批长沙籍著名人士。在长沙历史发展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