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沙青铜文化的繁盛

　　殷商、西周一向以“青铜时代”著称于中国古代文化史，长沙也不例外，出士文物中那沉雄厚实、威严神秘的青铜器物，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青铜是红铜与锡的合金，硬度高，便于铸造，颜色呈青灰色，故名青铜。殷商西周时人们已熟练掌握了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凡生产、生活和战争所需要的种种器物，多由青铜制造而成。商代盘庚迁殷后，其政治、军事势力南下，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浸入今湖南长沙地区。依据考古发掘所见，长沙出土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花纹之精，在我国南方居于首位，成为一种叹为观止的文化现象。
　　1938年，宁乡农民挖获一件商代青铜四羊方尊。后几经转折，抗日战争中又在日机轰炸时受震坠毁，建国后经文物部门精心拼修，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该尊高达58.3厘米，呈方形，口向外敞，腹部鼓出，下有圈足，尊体主要由4只凸出的半身山羊构成，羊角弯曲，羊耳斜竖，形象逼真，富有强烈的立体感。全尊造型奇特，纹饰繁复，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长沙地区商代青铜器的另一代表作品人面方鼎也来自宁乡县。它高38.5厘米，四周装饰人面浮雕，造型魁伟。鼎上人面近方形，鼻梁尖削，硕大的耳部分张于两侧，扁大的嘴，突出的唇，高凸的颧骨，表情显得非常严肃。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以4个人面像为主要装饰的商代青铜器，堪称稀世珍宝。
　　自1959年迄今，长沙地区先后发现了11件商代乐器大铜铙，其中最重的达220多公斤，最轻的也有50公斤。铜铙上主纹是兽面纹，并在兽面、虎、象等主纹线条上饰以云雷纹。铜铙的体型都高大厚重，铸制精致，它们在商代一般用于军旅，还可用于宴享祭祀。令人吃惊的是，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测试，每个铜铙有现代音阶l－3声，组合起来，竟能演奏现代音乐。以时间计算，它们铸造的年代比著名的湖北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所以一出土就震动了文物界和考古界。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铸镜技术也是全国最发达的，而又以长沙为最盛。当时长沙铜镜的纹饰多样，有羽状形纹、竹叶纹、花瓣纹、龙风纹等40余种，这些纹饰主要以四分法或二方连续法布局，既具实用价值又富有审美价值。
　　除上而介绍的外，长沙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还有巨型的青铜卣、戈卣、饕殄纹瓿，由铜铙直接演变来的铜甬钟，以及内置1100余颗玉珠与玉管的兽面纹提漂卣等等，组成了蔚为大观的长沙古代青铜文化。
长沙商周青铜器既体现了当时铸造工艺的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习俗。用青铜铸成的尊、卣、铙等都是人们祭祀时用的器物，它们的大量遗存是因为当时长沙地区的居民都迷信鬼神，注重对祖先与各种自然神的崇拜，所以祭祀繁多，祭祀的对象有山川、风雨、星辰、土神等等。这些重大的祭祀活动都要用大量牺牲和礼乐器，因而产生了众多的青铜器。在铸造它们的过程中，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方才铸就了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珍品。另一方面，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多兽面、夔凤和虎象等等，大都奇特威严，表现出一种超越世间的权威神力观念，尤其是那龇牙咧嘴、怒目圆睁的饕餮纹饰，更使人感受到一种狰狞恐怖的神秘力量，从而象征着统治者雄踞社会之上的权势与威力。它们和青铜器坚实厚重的造型相配合，体现出一种难以用概念语言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反映了那个“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以后随着西周末期理性、现世观念的日渐蔓生，主要用作祭神祀祖的青铜器皿也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和威吓力量。到战国时代，青铜器的风格遂渐由厚重转向轻灵，严正转向奇巧，深沉转向浮浅，喧赫一时的青铜时代行将终结，长沙地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