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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票号与钱庄

2008-10-8 23:2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63|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当铺、票号和钱庄是长沙早期金融市场的主要载体,始于前清,盛于晚清。到民国时期钱庄仍很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资助商人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钱业成为旧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一。
  当铺是经营典当业务的商行。所谓典当,就是一方以动产(安口金银首饰)和不动产(如房屋、土地)为抵押,换取货币;另一方收下抵押品,付出货币;双方约定赎期和利息的一种信用往来行为。典即“抵押”之意,亦即“作质”之意,故典当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如果出当人不能按期将当物赎回,受当人即可拍卖受当物,拍卖当品收入扣除质押贷款的本金、利息和拍卖佣金后,所余的款项,有的退还当主,有的不退,作没收处理。旧时典当多带有高利贷剥削的性质。清代前期湖南典当业就十分繁盛,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长沙始有当铺,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湖南有当铺136家,到晚清光绪年间发展到201家,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且规模较大,资本雄厚。民国以后典当业日渐衰落。北洋军与湘粤桂护法联军交战时,有的当铺因军人强押恶当,纸币贬值,造成亏损而纷纷停业,至1919年4月前后均已收束。平民告贷无门,日商趁机放高利盈剥,官府几度与民间商议恢复当铺未果。可见,当铺既有乘人之危,高利剥削的一面,又有方便人们融资,为人解难的一面。
  票号又称票庄,是主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很早就有汇兑业务,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明清时期的“会票”,都具有汇兑的性质。但专营汇兑的票号到清中叶后才出现。中国第一家票号是清嘉庆(1796一1820)年间,山西平遥富商雷履宽开设的“日升昌”票号。票号开设不久即在长沙设有分号,主营汇兑,兼营存款、放款,营业对象多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继山西票号之后,上海、云南、安徽票号也在长设有分号。1863年(同治二年),长沙票号开始承汇湖南应解京饷、协饷、战争赔款和外债等,业务十分兴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票号上述汇款多由钱庄承汇而渐趋衰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长沙尚存票号分号9家,以后由于银行兴起,竞争激烈,加之对官僚的放款不断发生倒帐事件,票号亏损,各分号陆续从长沙撤。
  钱庄又称银号,业务范围比票号广泛,是清代重要的金融机构。清初的钱庄最初主要以经营不同货币间的兑换为主,后逐渐发展成以存放款和汇兑为主。其汇兑则先采用同业往来制,即委托异地同业办理汇解业务。后逐渐打破了同行业的界限,乾隆时钱庄已形成独立的行业。道光(1821一1850)初年,长沙钱庄发展较快,太平军入湘时衰落。到同治、光绪年间逐渐恢复,不仅小钱庄遍布全城,大钱庄亦有出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湖南首家商办大钱庄——湖南商钱局在长沙问世。湖南商钱局由湖南商务总会议董王寿昌等发起组织,采用股份制,每股100两,共募股银10万两,股票上加盖商会大印作为担保。开办以后,营业比较顺利。
  清末长沙还出现了两次官办的大钱庄。第一次是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成立的阜南钱号官局。当时湖南制钱奇缺,新任巡抚陈宝箴以推行“壹两”银元和发行官票为对策,决定成立阜南钱局,由善后、厘金等局在待用各款中挪银4万两作为官本,委朱昌琳任总办,在常德、益阳、湘潭等地设有分局。阜南钱号官局曾在经济上支持“新政”,戊戌政变后,陈宝藏被革职,阜南钱局亦停办。第二次是1903年元月成立的湖南官钱局。该局发行官票,铸造解项银,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办理货币兑换,业务范围颇大,陆续设有湘潭、常德两分局,益阳、衡州(今衡阳)两子局,汉口、上海两汇兑处。后来发展到三分局、六子局,1912年(民国元年)改名为湖南银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湖南银行纸币贬值,钱商操纵汇价获利颇丰,商界染指钱业者趋之若鹜,1916初湖南钱庄达1236家,尤以长沙最多。1918年一批钱庄受湖南银行倒闭的影响而停业。由于当时湖南无地方银行,1921年后钱庄又逐步恢复其篱盛,并有主宰长沙金融市场之势。在经过激烈的实力竞争之后,长沙钱业座次排定,“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名列在前4名,号称“四大金刚”。这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全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四大金刚”中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3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可见江西人在长沙商界的实力。这些钱庄在上海、汉口都设有分庄,称“申庄”、“汉庄”。当时的长沙钱业公会也主要由他们把持。后来在坡子街设立的“金融市场”,每天议定的利率、汇率等行情,实际上也随这四大钱庆资金的松紧而升降。1929年湖南省银行刚成立时,为了及时获取金融信息还降低自己的身份加入了“钱业公会”,说明长沙钱庄在金融界的实力和地位举足轻重。到1934年长沙钱庄达86家,资本总计达 l100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钱庄大多数歇业。抗战胜利后,东山再起,到1949年达169家。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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