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大西南的长沙战时经济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工商业遭受了两次大灾难，一次是1938年的“文夕”大火，二次是1944年的长沙沦陷。但这个时期长沙经济也经历了两次大繁荣。第一次是1937年至1938年“文夕”大火前的商业大发展，第二次是1940至1943年长沙轻纺工业的迅猛增长。长沙成为战时经济向大西南辐射的主要地区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初，长沙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沪、汉、苏、浙等地部分工商户开始内迁，长沙是主要终点和中转站之一，长沙市的人口从1934年的38万骤增至50多万，使长沙商贸发展获得一次难得的机遇。1937年长沙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707万元，比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又增长10％。当上海战事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或用沪轮海运广州，转运韶关，再自备汽车运长。不久上海、汉口相继沦陷，物价飞涨，沪汉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如布面胶鞋当时充作军用品，销量很大，因此批发业务极为昌盛，“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大户，年营业额达100万元以上，其他中小批发号也在50—80万元之间。1938年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在八角亭兴建三层楼房，独揽内衣生意，日营业额达2至3千元。“大盛”绸布庄的年营业额也创历史最高纪录，批发销售额达200多万元，门市零售额也达120万元。
　　由于人口骤增，长沙市场更趋繁荣，不仅绸布、百货、南货、湘绣、金银首饰等业顿时活跃，而且饮食服务行业更是盛况空前。餐馆分出中西两大菜系，各具特色和规模。著名的中菜馆有：经营粤菜的南国酒家、经营浙菜的中央酒家、经营川菜的又一村川菜馆，正宗湘菜馆曲园酒家，回民菜馆“李合盛”，专营素菜的“蔬香林”、“净竹林”等。西菜馆以司门口的“万利春”最为有名。饮食店除原有的面粉馆、茶馆门庭更加熙攘外，还新开有咖啡馆和饮冰室。夜市热闹非凡，沿街叫卖馄饨、烧饼、油炸豆腐、茶盐蛋、糯米饭的摊担通宵达旦，夏夜街头叫卖绿豆稀、酸梅汤的比比皆是。理发店有高、中、低档共2700多家，浴池有10余家，旅馆分有甲乙丙丁4个等级，多达5O0多户。
　　如此繁华的市井，可惜被蒋介石的“焦士抗战”政策毁之一旦。1938年 l1月12日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造成长沙工商业的空前劫难，工厂被烧毁40多家，商业损失更为惨重。全市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存12家半，仓储200余万石大米有190余万石化为灰烬。绸布业损失约300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40多家湘绣店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连同店铺一同被烧毁。长沙工商业者流离失所，长沙商贸元气大伤。 l1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沙近30年来，虽屡经兵烫，然以湘人活力之强，近年早复旧观，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随着贩灾活动的推进和日寇3次进攻长沙的失败，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到1942年全市商店恢复到6000余家，市场开始复苏，除百货业因政府禁止奢侈品入境，无多盈利外，其余绸布、颜料、染织、卷烟、南货等业盈利均在数十万元至百万不等。但战时长沙市场始终没有恢复到“文夕”大火前的水平。
　　1938—1940年，上海、汉口等地迁湘现代工厂累计分别达l18、122和121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湖南省政府对沿海沿江工业内迁持积极支持态度，第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将第九战区和省粮政局结余经费1380万元，全部拨交省建设厅和教育厅，充作发展生产和教育的经费，并以贷款和补助等方式资助工厂内迁，1939一1942年就补助迁湘各厂166万元。大批企业迁湘不仅给湖南带来了大批富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技术人才，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再加上当时湖南公路网已四通八达，东联浙赣，西达川滇，粤汉、浙赣、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使长沙成为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和大后方的物资集散中心。长沙运输行再次进入繁盛期，“永福隆”、“南通”、“同安”、“建安”、“信丰”等运输行阵营都十分强大，业务日趋繁忙。运输路线有长沙至金华的浙赣线一段、长沙至曲江的粤汉线一段，长沙为总枢纽，而金华、曲江、桂林、衡阳、湘潭等地都有长沙运输行的分支机构。战时陪都重庆商业更盛，长沙与重庆之间的运输量激增，由于公路运输在运价上不合算，于是改由长沙水运津市，转陆路至湖北三斗坪，再从长江用民生轮运渝。1939年苏、浙、皖等省疏散来长的船主，组成苏、浙、皖轮驳事务所，参与了这种湘渝水陆联运。1940年招商局和民生公司又合组了川湘水陆联运管理处。同年湖南省驿运管理处成立，开办战时驿运。1943年招商局又开办了湘水与粤汉、湘桂两铁路的联运业务。
　　战时湖南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全国其他省份。1942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购买力最低的一年，若以1937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100，到1942年湖南为86，四川为82，广东为81，陕西为69，福建为45，湖南仍为最高。
　　人口的增加，沪厂的内迁，民用需求的激增，促使长沙轻纺工业迅速发展。省建设厅在长沙设立产业工人登记处，介绍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到各企业工作。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亦在长沙设事务所，登记有生产技能的工友，在近郊组织纺纱、织布、针织、制伞、泥木、制革、化学等工业合作社，救济失业工人，致使长沙就业人数大增。首先是纺织工业的大扩展，据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黔、桂、粤诸省，均有赖于湘产土布之接济，乃先后与湘省当局合组土布产销调节机构，以利购运。川、滇两省，亦赖湘产土布部分接济”。长沙市当时有木织机4000架，铁织机100架，年产布达1600万码，年产值达958兆元(法币，下同)；针织业，有74家，资金5000万元，各种织机3700部，从业工人5000人，年产袜 l10万打，价值350兆元；棉纺业，城乡有纺纱车10万架，年产纱8．5万担，从业人员达12万人；染织工厂176家，资本2亿元，从业工人数千人，“产品价廉物美，畅销滨湖各县”。长沙战时另外两个上规模的行业是烟草业和皮革业。战争爆发后，沿海各机器卷烟厂相继停厂，烟价上涨达500倍，因而各地手工卷 ，烟风起云涌。长沙组织完善的烟厂多达56家，资金3000万元，从业工人4000人，每年产烟3万箱，产值450兆元。抗战初期，华北、华东的皮革工厂内迁，加上军用皮革制品的需要量激增，长沙皮革工业有所发展，制革从业人员达500余人，皮鞋、皮件从业人员达1800多人，年产皮鞋数万双。
　　长沙及整个湖南战时经济的繁荣，对支援前线，安定后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沙烟草业支撑的卷烟专卖税，1940一1944年居全国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5000万石，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薛岳在1944年3月召开的全省行政会议上也说：“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1943年5月5日至12日，长沙市政府举办了长抄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市长王力航主持开幕式，重庆社会名流吴东旭、皮名振等在开幕式上致词。展览会展出织染、百货、皮革、竹器等34个行业的产品2000多种，购买者踊跃，贵州、重庆等外省商人也来长采购，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
　　长沙战时经济虽呈现一派繁荣，但基础仍是十分脆弱的。战时长沙工厂虽为数众多，但多系民营小厂，据对长沙等5市县133家工厂统计，平均每厂只有工人36人，且资金少，设备简陋，手工作坊比重大。加之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后期实行统购统销、加重捐税和通货膨胀三大政策，工商业者不堪重负。如1944年棉纱每包成本为1．5万元，官方统购价只有1．2万元；所得税和利得税比上年度上涨30倍；法币发行额比1937年增长45倍。面对如此坑民政策，到1944年上半年日军尚未攻陷长沙时，城内半数以上企业即已自行停业。6月长沙沦陷，战争造成长沙商业损失达5441．75亿元法币；工商业者纷纷逃离家园，疏散于川、黔等地，辗转流离，倍受艰难，长沙市场复趋衰落。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