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经济复苏

　　30年代，湖南在何键任省主席期间，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粮食产量尽管在全国仍处领先地位，但沉重的地租、捐税和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使全省粮食产量始终在100亿斤左右徘徊，1936年是丰收年，也只有168亿斤。然而，这段时期由于政治相对稳定，省政府也推出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湖南的工矿、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都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全省官营企业收入，1928年只有0．2万元，到1933—19—35三年中依次增加到25．2、42．5、108．9万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南工矿企业较前有了较快的发展。长沙市的地方民族工业在这时期也有所发展，1934年已有纺织、机械、冶金、印刷、火柴、电器、染料、针织、皮革等24个行业，122家工厂，再加上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年产值1707．5万银元，占当年湖南省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4197．5万银元的40．68％。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省交通电信事业，30年代发展较快。到1935年，全省公路修建共完成2003．4公里，省内4条主要公路干线全线通车；共架设电报线路46O9公里，其中干线1703公里，支线2906公里，共铺设长途电话线1377．5公里。
　　30年代前中期湖南对外贸易也进入最好的时期，长沙海关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到1936年上升到393．2万关平两(折合国币3370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是1903年0．32万关平两的1228倍。由于工业钩初步发展，商品出口开始由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向工业半成品出口转变。例如湖南机制棉纱的集散以长沙为主要口岸，1934年出口达5．49万件，占全省8．7万件的63．1％。
　　30年代的长沙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湖南省炼锌厂、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等。
　　湖南省炼锌厂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炼锌厂。湖南常宁水口山所产锌砂历来售与洋商，受人操纵。早在1921年，水口山矿务局就想利用外资，建设炼锌厂，但未能实现。1932年，省政府以锌块为军用重要原料为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签订合同，由军政部垫款10万元，在长沙兴建炼锌厂，派饶 （长沙县金井人）为总工程师兼厂长。饶 历尽艰辛，试验成功西式的“横罐炼锌”法。他在南郊金盆岭附近租了一座破旧房作工棚，设计并修建起小型烘砂炉与蒸馏炉，制出了第一批炼罐，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锌。试验成功后，即在三汊矾以北、古北津城（三石戍）以东的沿江地势高处选定了厂址，奠基建厂。1934年7月26日正式建成投产，设备有发动机、洗矿机、磁选机，炉座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烘罐炉等。9月开炉炼锌一举成功，结束了我国1000多年来的土法炼锌历史，也打破了国内市场洋锌一统天下的局面。1935——1936每年产锌都在700吨以上，产品供不应求，每年盈利超过2万元，全部上交政府。省政府为奖励饶 的“劳绩卓著”，发给他奖金4000元，并将锌厂列为湖南省四大工矿企业之一。
　　在机械工业方面，1928年创办的湖南民生工厂，1932年10月改名为湖南机械厂。1934年与湖南汽车修理总厂合并为第一厂，如意街经理总局为第二厂。湖南机械厂主要生产汽车零件，视市场需要，间或生产抽水机、印刷机、煤汽机及浅水轮等。1936年一、二厂合并，拥有金属切削机床49台，锻压设备2部，发电机1台，动力机9部，锅炉6座，共计设备137台，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委周凤九为厂长。1936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认定该厂汽车配件符合要求，交通部遂拨款7万元，指定该厂生产19种汽车配件，可见该厂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都已达到一定高度。所产汽车零件除供本省需要外，还畅销于安徽、江西、贵州等省。该厂所产铸钢，质量优良，湘川公路的能滩吊桥、桥墩柱链均系该厂铸钢制成。该厂已具有一定的配套生产能力，曾试制75马力汽车引擎40多台，组装出“衡岳”牌2吨载重汽车，还制造汽划艇20多艘，生产汽车煤气发生炉72部，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
　　30年代初长沙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一举成功，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当时外商垄断汽油价格，省公路局汽油费用占去运输成本的50—60％。长沙实业界的有志之士决心研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2月省工业试验所成立，省府委柳敏为所长，由向德(湖南衡山县人)主持煤气发生炉研制，先后研制出5种煤气发生炉。煤气发生炉以木炭为燃料，1932年8月11日，“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从长沙城内六堆子至下摄司车站，载22人，行程633公里，时速39公里。10月10日在长潭公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及外国专家观看，评价甚高。后又研制成除尘器，并获得专利权，解决了木炭污染问题。1935年，湘省汽车有20—30％改装成煤气汽车，到1939年发展到50％以上。1935年又试验成功酒精汽车。因酒精比汽油价格低，到1940年全省有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动力。这样，木炭车和酒精车占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30万加仑，价值40一100万银元。
　　长沙的轻纺工业在3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前已述的湖南第一纱厂外，还有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还远销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30年代中期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1934年，长沙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行业资金积累约50万银元。
　　30年代长沙经济的复苏，在湖南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力促进了湖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改变了北洋军阀统治以来湖南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30年代兴起的长沙近代工业，奠定了湖南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工业试验所和棉业试验场等科研机构的成立及其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为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第三，30年代长沙工矿、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湖南在全国地位有所改善，湖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此，1934年第十—届全国经济学年会特在长沙举行。
　　但是，30年代长沙工矿业的发展是极其有限的，与沿海地区相比仍有较太差距，特别是何键推行反共政策，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军费开支，造成工业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同时，赋税繁重，使长沙工业产品难以与洋货相抗衡。这一时期，长沙的工矿企业虽有大幅度增加，但大多数规模狭小，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发展步履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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