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的兴起与对外贸易的拓展

　　民国初期，是长沙洋行兴起和对外贸易拓展的时期。日本商界为打开湖南市场，曾派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来长沙进行市场调查，他在1913年所写的调查报告中称：“湖南地大物博，人民富裕，可称一大消费市场，……长沙为本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商品多先卸于此，然后散销于其他市镇，……其为日本的飞腾地无疑。”“商业中心，消费焦点”正是对民国初乃至整个民国时期长沙经济特征的最好概括。
　　1904年长沙开埠时，已有英、美、德、日等国设立的洋行17家。此后，外商来长者不断增加。1914——1918欧战时期，由于中德断交，德商撤离，英、法等国外商也无暇东顾，日本倒因与我系协约国未受影响，其在长洋行数量超过英国而居第一位。到1924年长沙已有洋行75家，计日商36家，英商24家，德商10家，法商5家。次年增至88家，1924年增至91家，新加入的国家有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美商美孚火油有限公司、德士古煤油股份有限公司也在此时进入长沙，设立了分公司。这时比较有名的外国公司还有：英商楚南烟草公司、通用电器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湖南分公司、太古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日商广益堂、三菱公司、野田公司，德商长沙德孚公司、开利进出口公司，以及美英合办颐中烟草运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等。这些公司以长沙为据点，在全省设经销处、货栈、商店百余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和收购网络。这些处、栈、店大多由各地殷实商户代办，代理商向公司缴纳一定的押金，按押金多少领取相应的货物，销售之后再付贷款。各地商人由于能赚得一笔佣金，并可打着洋行的旗号来对付官僚军阀的盘剥，因而都乐意为洋行服务。在长洋行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如美商正大洋油公司在小吴门外、西湖桥、北门外设有3个分公司，英商福记洋油公司也旋即在这3个地方设东、南、北3个分销处，同美商唱对台戏。
　　民国初期长沙的进出口贸易较之清末发展更快。1914年进出口总额比开埠当年增长3．83倍，出口980万关平两，进口1268．1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出口洋货234．5万关平两。到1920年进口净值竞达1592．4万关平两，比1904年进口净值198．9万关平两，增加7倍。当时每两关银折合银元1．8元，1918——1920年平均每年倾销洋货价值2600多万元。进口洋货无所不有，除日用百货、布匹、杂货外，进口量大的有石油化工染料、香烟等商品。石油市场经过激烈竞争，最后只剩下3家，他们达成协议按比例瓜分长沙市场：英商“美孚”和“亚细亚”各占分销量的40％，美商“德士古”占20％。1920年输入煤油687．5万加仑，机器油5．7万加仑，年销售额约600万银元。由于染织业的发展，进口化工染料激增，1919年进口洋靛382担，到1920年猛增至3700担，各色化工染料进口值4．25万关平两， 1921年长沙专营进口染料的商户达10家。香烟市场也基本上被洋烟所垄断，当时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在湖南销售香烟3万箱(每箱5万支)，价值约500多万银元，占全省香烟销售量的85％。此外，各国商人还在长沙经营堆栈运输业务。据1925年统计，共有外商877家在湘江东岸上起晏家码头，下至木码头共11处码头经营堆栈运输业务，包揽了矿产品、棉纱、布匹、百货、烟草、石油等全部或大部储运业务。
　　洋行在长的经营也带动了湖南矿产品、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出口。如矿产品出口，日美等洋行就地收购出口的占到出口总额的4/5，当地矿商自己直接出口的只占l/5。1914——1918年5年间长沙口岸出口矿产总值3075万关平两，是湖南矿业的黄金时代。长沙是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口岸，如1909——1933年，从长沙海关出口的各种茶叶共18．72万担，占同期全省海关出口32．13万担的58．3％。这一时期，湖南部分传统士特产品的出口也呈上升趋势。1922年前后，鞭炮每年输出价值达180万关平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景况。1926——1929年是民国年间长沙鞭炮生产的鼎盛时期。1926年，仅从长沙海关出口的鞭炮就达 l1．3万担，价值226万关平两。长沙地区的土布生产虽受洋布的冲击，产量有所下降，但土布也有其洋布所不具备的优点，仍有大量出口，如1918年浏阳夏布出口达485万担，价值近百万关平两。长沙等地的土青布也深受外商青睬，据长沙、岳州两海关统计，1902——1933年22年中，共输出纯棉布总值402．86万关平两，年均达12．59万关平两。长沙民族工业生产的日用品出口也始于民国初期。1912年（民国元年）长沙工商业者彭次英、肖丽生等人集股白银18万两，在长沙六铺街创立了麓山玻璃公司，制品除煤油灯外，还有彩缸、花瓶、电灯罩等。1915年，其制品在美国巴拿马赛会上获一等奖。到1918年产品开始出口东南亚各国，据海关册载，年出口值达6—7万关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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