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开埠：湖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岳州（今岳阳）开埠后，长沙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下一个目标。一则因为岳州商货寥寥，生意冷落，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驻汉口各国领事，各国商人皆云“岳州埠难有用处”，要求“再开长沙”；二则他们欲通过长沙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伸向更深的腹地，“由湖南长沙取道常德、永顺入川”。长沙开埠已在预料之中。1902年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次年美、日两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上项条约。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长沙正式开埠，属全国80处“约开商埠”之一。帝国主义依据“利益均沾”的约定，蜂拥而来。《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明确规定西门外“沿河地段，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也就是说，外商可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后来蔓延到整个西城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最终在整个长沙市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掌握着长沙海关，在长沙开设领事馆，开办邮政和内河航运，为在长沙进行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设在水陆洲的长沙海关竟由美国人夏立士任税务司。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日本日清洋行3家经营的轮船公司几乎霸占了整个内河航道，给刚发展起来的长沙民营航运业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倾销商品，掠夺工业原料，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这些洋行经营范围不受任何约束，也没有行业界限，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以至洋货充斥长沙市场。输入的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为大宗，还有白糖、海味、药品等，均由长沙销往省内各城乡巾场。1904－1911年，长沙开埠的前8年，长沙海关进口洋货共3388万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的642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长2.23倍。洋货的大量倾销。逐渐排斥了土货，打击了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以洋纱、洋布为例，1904年从长沙海关进口洋纱3445担，至1911年增至32696担，将近为开埠当年的10倍；1904年洋布进口值79.5万关两。1911年增至287.9万关平两。为1904年的3涪多。洋纱、洋布进口的迅猛增长，使“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自贱，且无人问津”。“土布销行亦滞”，大批手工纺织业者因而失业破产。
　　此时，长沙市场被各国分割垄断。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到1909年（宣统元年）长沙已有苏厂洋货号40余家，以后发展成主销舶来品的洋货号。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收购他们所急需的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倍子和矿产品等。外销物资大部分是初级原料，价格低贱。长沙开埠后的进出口贸易完全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例如，每百斤五倍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采摘、加工、装箱的劳动工食，而回过头来，德英美等国向我输入以五倍子作原料的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又如矿产品，由于湖南民族工矿业的衰弱，“铅砂售至洋商，屡受抑勒”。锑炒“从前每吨价昂至三百余金者，今且跌至六七十个金而已”，以致“太阿倒持，事事仰人鼻息”。正如当时进步思想家陈炽所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随着这种不等价交换关系的日趋严重，湖南在对外贸易上因入超造成的赤字也越来越大，使清末财政陷入空前的窘境，到光绪末年“已结欠官局钱款一百余万两，商款五十余万两，共达两百余万两矣！”
　　外国洋行的活动，对长沙场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破坏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长沙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睛雨表。
　　外商以长沙为据点从湖南全省掠夺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和矿砂等工业原料，但同时也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开埠后，不少外商来长沙从事粮食贸易，或贩卖至粤、鄂、川等邻省，或转运外洋，1904年半年中，经长沙海关出口的谷米即有13.3万石。此后，湖南当局曾禁运出口，自民国初年解禁，出口又回升，增至年200万石之巨。占全省年产的8%。商业收购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矿砂也是长沙开埠后的大宗出口产品。1904年下半年即达2万担，价值约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0%。至1906年，“生锑一宗大为增长。白铅砂亦长”，l908年达到高峰．自开埠以来湖南对外贸易首次出现出超，出口超过进口50余万关平两。
　　长沙的开埠也给湖南民族资本文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湖南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1903—1911年,即清末的最后9年，湖南共创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1707.4万银元。”比戊戌维新时期大为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属商办性质，改变了陈宝箴当政时期以官办为主的状况。湖南一批爱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力，就在长沙开埠当年，禹之谟将他在湖潭的“湘利黔”织布厂迁往长沙荷花池。并附设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棉织品和工艺品,在市场颇为畅销。“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长沙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甘心大批的初级原材料被外商贱价掠走。1908年、梁焕奎、梁端甫兄第将久通公司正式扩充，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设立炼锑厂,开始提炼纯锑。1909年由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3人发起组织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并获清政府允准。
　　这些公司的发起人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省最初的—批民族资本家。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导致清末湖南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新变化。除了上述大企业外，一些地主、绅士和商人，也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小企业，或附股于铁路公司和矿务总公司，成为它们的中、小股东，借此跻身于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据记载，1910年（宣统二年）前10个月，在湘路公司入股1000至5000元的股东达149人，入股500元以上的多达数百人。随着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形成，管理他们内部事务，体现他们经济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开埠前夕就设立了半官半商性质的湖南商务总局。1906年正式成立了完全商办的商务总会。曾任淮盐公所总董的大盐商郑先靖，“急图抵制”外商创办湖南电灯公司的大商人兼产业资本家陈文玮，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分别任前四届总理（陈文玮连任二届）。可见，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其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控制了这一团体。1910年又有湖南工业总会问世。这些机构和团体的先后出现。不仅反映了长沙开埠以后湖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说明随之而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地位。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