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的长沙经济

　　从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咸丰同治年间），湖南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和湘军兴起的时期，同时也是湖南社会经济开始缓慢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渐进的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湖南的商品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五口（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通商，海禁大开。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逐年上升，广州作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被上海所取代，湖南的中外贸易转运站的作用随之大大削弱，湘潭的繁华景象“为之一变”。1858年汉口开埠后，湖南转口贸易又逐渐恢复，但中心已由湘潭转移到长沙，致使长沙牙行大增，经纪活动十分活跃。批发、零售商业也大为发展，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商号，如黄冕开设的“永泰”金号、贺援（贺熙龄之子）的“普济”药号、孙鼎臣的“利生”绸缎铺、欧阳兆熊的“十里香”酱园等，资产都达数十万，每年获利也有数万。当太平军攻长沙时，这些富商慨慷解囊，借银12万两给巡抚以作守城军队的饷银。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特别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原料掠夺，长沙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和粮食的商品化趋势增强，“民间种棉花者亦日加多”。传统的茶叶生产发展更快，由于安化茶农改制红茶，价高利厚，长沙“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据资料统计，鸦片战争后，由广州出口的红茶，有50%以上是由湖南安化、长沙等茶区提供的。由于战后商品经济的冲击，长沙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长沙米市地值日益巩固，仅长沙之靖港每年输出谷米在100万石左右。一般居民也“添设店铺”，购销粮食，“数倍从前”。其次表现在商业贸易范围的扩大，从土货贸易为主逐渐向土洋并主转变。如长沙苏广业，“初该业营业范围甚广，所经营不过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之各种土产。嗣以五口通商，洋货输入，西洋广货竞占于该业市场矣。故该业店铺之称呼，初为京广杂货铺，嗣称为广货铺，复曰洋货号”。
　　然而，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和清政府的军事行动给长沙商业带来严重影响。尽管太平军一直未能攻克长沙城，但岳州、汉口、金陵以及长江下游沿岸一些城市相继被太平军攻占，造成河道运输受阻，阻碍了商品流通。诚如1855年（咸丰五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奏；
　　“自逆贼（指太平军）窜湖广扰江皖，而陷金陵，长沙梗塞，淮盐片引不抵楚岸，三年于兹矣。……从前无事之时，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纸、铁及各土产运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自江淮道梗，淮南片引（盐）不到，两粤多故，粤引亦不时至，而盐价亦昂，四民重困。湖南为产米之乡，近年稍称丰稔，谷贱如泥；又武汉叠陷，米粮无路行销，农民卖谷一石，买盐不能十斤，终岁勤动，求免茹淡之苦而不得，于是而农困。商贩贸迁阻滞，生计萧条，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为乞丐，于是而商困。”
　　由此可见，咸同年间的战乱的确对长沙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但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战争既有破坏生产，使商业受阻的一面，但又促使统治者为了收买民心，保证赋税的收入，不得本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从1852年（咸丰二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12年间，湖南因水灾奏请蠲缓、豁免有关府县的赋税达8次，1862年同治皇帝即位时，还全部豁免了1859年以前农民所欠的各种课赋，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农困”和“商困”。同时，湘军巨大的需求也对长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湘军转战江浙时，由于当地财赋受战争破坏，民穷米贵，湘军的粮食仍需不断从湖南购运，邻近各省军粮也需到湖南贩运，这就使湖南粮食市场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刺激了粮食生产。湘军的军械需求还促进了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咸丰年间，四属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合计每年可出百万石，能活工力贫民数万人”。1866年（同治五年）前后，长沙的铁厂达48处之多，长沙火药局每年生产铁炮百门，弹药数十万斤。因此长沙在咸同年间经济井未遭受重大的破坏。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