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

　　明清时期，湖南地区在粮食商品化的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洪武初年规定，民间有田5－10亩者，要种棉、麻、桑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棉1亩只征棉4两，麻1亩只征麻8两，栽桑从4年起科。不种桑者出绢一匹，不种棉、麻者需出棉布、麻布各一匹。后又规定多种者不征税。这种政策促进了经济作物向专门的商品生产转化，使洞庭湖区棉花、葛、苎麻、蚕桑等作物产量大增，且大多是“市卖长（沙）、衡（阳）”。经济作物的增长，提供了手工业所需的大量生产原料，为手工业从依附于家庭农业的附属地位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创造了条件，从而使长沙地区手工业生产向商品经济的方向有了较大的发展。
　　据明万历《湖广通志·方产》载，长沙府之长沙、善化县出绫，湘潭、益阳、安化出生绢、苎布、棉布、葛布；又据《大明会典》卷37记载，长沙府田粮自1456年（景泰七年）始，每岁以二十万石折征棉布二十万匹，一半解京库交纳，一半存留本司、府备用。可见，明代长沙地区棉布产量是比较高的，棉纺业已实现开始向商品化生产转化。但明王朝实行严厉的匠户徭役制，工匠社会地位低下，世代饱受苦难，使已萌发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极大的压抑。到清代，政府废除了明代匠户的匠籍制度，使匠户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摆脱了封建政府的人身奴役，从而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清初巴陵（今岳阳）的棉纺织业、湘潭的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已不是单纯的农家副业性质，而是独立的小手工业作坊了。由此引来了大批的“吴客”（江苏一带的商人）为主的包买商，他们以长沙等地为据点前往巴陵收买布匹，而且还将“苏花”（太仓棉）等原料和资金分贷给织布者，收购制成品。其后长沙商人也加入了这种“包买商”的行列，“布归横塘、新墙，客惟衡州、长沙人矣”。这已是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初步形态了。由于江苏及长沙商人商业收购活动的促动，有些巴陵人干脆把纺织工场开到了长沙。据浏阳县训导吴敏树记载，“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角嘴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绩。” 男女均工纺织，是清前、中期长沙地区手工业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据光绪《善化县志》载：清中叶艺事“惟习日常需之业，以鬻其技，而资事畜。古者织皆女红，今则男工，名有专习，以世其家。”又云：“省会工刺绣者多，乡村习纺绩者众。”同治《长沙县志》也载，他们“沿门鬻技，工价日数十钱”，世传其业，纺织缝纫已成为男子擅长的专门行业。
　　除长沙县、善化县外，浏阳县的纺织业也较发达。由于苎麻生产的发展，浏阳夏布在清中叶已负盛名，有记载云：“苎布，一名夏布……浏阳、湘乡、攸县、茶陵皆出苎布，世称浏阳最佳。”当时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假冒浏阳夏布的产品，如江西所产麻布亦“托为浏阳夏布”。
　　明清时期长沙府较发达的手工业除纺织、刺绣外，还有陶瓷业和矿冶业。醴陵瓷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到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据记载：“瓷业，昔在江西景德镇，近世则首推醴陵……考醴陵瓷土发见之始，当清雍正间，其他为王仙附近之观口，尔后沩山瓷厂盛，而沩山碗遂专其名”。自宋代以后关闭的铜官窑，清中叶也开始恢复生产，后来成为全国“五大陶都”之一。明洪武末年开始松弛了禁止民间开矿的政策，使长沙地区的矿冶业得到了发展。据记载，明代长沙府，长沙、善化、攸县、湘潭出海金沙，茶陵产铁，安化产朱砂、水银，醴陵产铅。有的矿种已允许私人开采，如铁矿“令民得自采矿，每三十分取二”。到清代“开禁”的呼声更疾，如1735年（雍正十三年），有奏议称：“长沙府安化等州县地名小桥等六十八处产铁，均属内地，并无妨碍，自应听其开采，以裕民用”。同年，这一奏议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准民人自行开采”；1743年（乾隆八年）又批准湖南铁矿附近居民，所开采的铁，除自制农具外，如有剩余，允许“挑往邻邑售卖”，并“免其科税”。湖南矿产品的商品化和近代矿冶业的发展均发轫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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