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商埠地位的确立

　　明代的长沙城既是辖12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又是长沙、善化两县的县治所在地，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嘉靖至万历中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几次展开了长沙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开河通商”工程，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明代江南的“浮居户”（船户）大多从事长途贩运，“江湖东西货贵贱，朝游楚州暮吴县”，楚地出现了“日夜商贩而北”的景象，长沙则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江南的重要商埠。
　　明代长沙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较大。元末明初的战乱，使长沙原有居民大批流散，政府实行“招抚流亡”政策后，江西等地居民大量迁入，此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明前期吏治比较清明，如洪武中，长沙府同知甄谊“勤劝课，兴学校，禁强暴，卓有政声”。再加上一系列注重生产的政策的施行，使长沙地区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激增，到明中叶湖南地区七府二州总计人口191万多，长沙府达42万多，占 l/5强。教育之发达，书院之兴盛，以及政治文化名人之涌现均超过宋元。这一切都为长沙商贸的繁荣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特别是明前期实行轻税和平抑市价政策，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旋即诏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并令“每三日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1380年（洪武十三年）又规定“自令军民嫁聚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明代长沙商贸活动得以畅通无阻正是府治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根据明崇祯《长沙府志》卷6所记述的情况，今日长沙城市的结构布局在明代就已定型，志中所记盐仓街、清泰街、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搪、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一直沿用至今。还有织机巷、金线巷等专门的手工业区，可见当时长沙纺织业之盛。长沙城市的市场网络也初见雏形，周边有湾市、渔湾市、赛头市、全搪市、仙人市、小埠市、暮云市、梨市、涝塘市、新康市等卫星市场，交通四通八达，长沙在明代显然已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其“江南重要商埠”地位业已形成。
　　明朝历届长沙知府都十分重视交通建设，交通运输得到空前的发展。宋元时期，长沙有成功堤（明称保城堤），在城西草场门外，长八九里，堤内风涛无虞，“内泊贾舟”。又有“通货门，盖货所以出也。有盐仓街、太平街，工贾熙攘之所，城内落蓬桥，言至此可望归帆也”。元末天下大乱，长沙城内的这些交通设施都因“消水树云梯”而荡然无存，连城垣都不复存在。明统一中国后，长沙府立即着手重建长沙城，西城有四门，沿湘江新辟码头7座，分别是驿码头、草码头、义码头、通货码头、德润码头、鱼码头、木码头，还有专业性的通货门和驿步门，以通商贸和驿递；东有三门，南有一门，以陆路连通浏（阳）、平（江）、湘（阴）、潭（湘潭）、醴（陵）诸县。
　　嘉靖（1522－1566）年间，任长沙府推官的翟台主持疏浚了湘江的西湖桥段，辟成港口，停泊舟揖。商民为感激推官的功德，特将港口取名为“翟公套”。万历（1573－1619）年间，善化知县唐源又倡议“开河通商”，启用长沙、善化两县“解银每年三十余两，又每年登报赎银计五百五十两”，招募民工，把南湖（位于今妙高峰南坡下南湖路一带）通往湘江的小港疏浚为能行商船的大湖港。南湖港即古之“船官”，《水经注》载，船官“北对长沙郡”，“湘州商舟之所以次也”。南湖港今虽已不复存在，但南湖港却成为地名保留至今。据记载，明代南湖港已淤塞，在嘉靖年间就疏浚过一次，但工程质量不高，不久又被“泥覆堆积遂塞”。从万历起，经过几届知府的筹措，于1626年（天启六年）由知府谢通祥正式“登报赎银觅工开挖”，尽管工程未及全竣，但仍是长沙交通史上的一次壮举，到清代南湖港仍是船舶屯集的港区。《长沙府志》中所载《开河通商议详纪略》中论述了“开河通商”的“四利”：（1）“港开成可容百船”，“柴米蔬菜称是”，方便城市居民生活；（2）“货物易售，不但利民，且利商”；（3）以工代赈，安排众多“余力”，此乃“贫民衣食之薮”；（4）“聚以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转瘠为饶”。“纪略”还把筹资方案、实施步骤等叙述得清清楚楚。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篇“纪略”既阐述了商品流通的作用，又论证了城市聚集经济效益的功能；不仅出现了类似“剩余劳动力”之类的现代经济学术语，而且把城市“扶贫”和“菜篮子”问题提上了县府的议事日程，可以算得上一份优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经济论文”。
　　在“开河通商”的同时，沿湘江以长沙城为中心，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的各个集镇，也新辟或修浚了多个码头，如新康市就是当时重要的航运口岸。
　　明代长沙的陆路驿道也大为拓展，长沙府多次议决“开复宁乡湘潭古路”，长沙驿改名为临湘驿，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逐步形成了5条干线：（1）通湖北大道，自长沙北达湖北蒲圻，途经桥头驿、归义驿、大荆驿、青冈驿、巴陵驿、云溪驿、长安驿至羊楼司，与湖北驿道相接；（2）通广西大道，自长沙西南达广西全州，途经湘潭、衡山、黄堡驿、衡阳、排山驿、祁阳、零陵至枣木铺与广西驿道相接；（3）通贵州大道，自长沙西达贵州玉屏，途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郑家驿、界亭驿、辰阳驿、怀化驿、沅州（黄江）至鲇鱼铺，与贵州驿道相接；（4）通广东大道，自长沙南达广东乐昌，途经衡阳、耒阳、马田驿、郴州、宜章，与广东驿道相接；（5）通江西大道，自长沙东南达江西萍乡，途经南山站、双牌驿、醴陵出插岭关，与江西驿道相接。这些驿道到清代仍是湖南的主要陆路交通干线。驿道除用作运输外，还有特殊的功能，据《明会典》载：“自京师达四方，设有驿传……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遇有军情重（事），必给符验，以防作伪。”
　　交通促进了流通，商品吞吐量迅猛增长，长沙米市和茶市比宋元时更为庞大。明代长沙商品交换仍以大米和茶叶为大宗，而且商品交易量和贩运距离都大大超过前朝。明代虽尚无“四大米市”之说，但“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长沙城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松江一带发生灾荒，而湖南粮食却大丰收，浙江、湖广等地的大商人云集长沙，坐庄收购大米，贩运至苏、松等地，湘江河上运粮船只“数百艘一时俱集”。当时南京是人口稠密的工商城市，民米亦仰仗于湖广、江西，若“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矣”。可见包括长沙稻米在内的湖广稻米的丰歉已起着调剂市场米价的作用。湖南盛产茶叶，唐五代时推行的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一直流传到明代。马车是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需求量很大。明初实行茶叶官营，除为了稳定政府财政收入外主要是为了控制马的货源。由于湖南及长沙茶叶贩运贸易的活跃，使茶叶的官营政策受到很大的冲击。《明史·食货志》载：“湖南产茶，其直（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番人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售。同时，汉（湖北）茶与湘茶相比，西北少数民族（番人）更偏爱湘茶，不仅是因为湘茶价格便宜，而且因为“汉茶味甘而薄，湖（南）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由于湘茶的私运动摇了汉茶的官营，万历年间遂有“禁湖茶”之议。但欲禁而不能，屡禁而不止，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规定以汉茶为主，湘茶为辅，长沙民营茶商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到明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
　　除米市和茶市外，明代长沙城还是长沙府各县、州及湖南其他各府土特产和手工业品的主要集散地，如棉布、葛布、苎麻、土绢、蓝靛、白蜡、桐油、楠竹、麻油、茶油、纸、蜜等的产销量都很大，长沙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埠，恰如明《长沙府志》风俗卷所云“民物丰盈，百货鳞集，商贾并联，亦繁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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