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长沙经济概览

　　1276年，南宋王朝灭亡，整个中国处于元朝统治之下。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元朝统治的90多年中，湖南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其中以洞庭湖区和湘北、湘中平原一带增长较大，这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330年（元至顺元年），湖南各路、州户182万多，口571万多，超过了宋代湖南地区人口的最高额。
　　潭州也宋末元初，曾遭到元军的破坏。战争之后的漳州，满目疮痍，人口锐减。长沙百姓宁死不屈，在元军攻破城池后，“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溢林木者，累累相比”。几十年后，由于元王朝政策改变了原来以落后的方式来统治汉人的政策，来取招集流亡，鼓励发展生产的措施，长沙的人口、生产逐渐得以复苏并继续发展。当时有许多中原居民以及江西等地的人大量移居湖南和长沙地区，更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如浏阳，在元兵攻破潭州城后，“遭歼屠殆尽”，元时“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
　　元代长沙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元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一度不予重视，将大片耕地变为牧场，造成社会经济的衰退和逆转。忽必烈继位后，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开始重视农桑，采取了设立司农司、减免租税、鼓励开荒、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湖南粮食生产继续发展，包括湖南在内的湖广行省，每年的赋粮为84万余石，仅次于江浙、河南、江西3省，居第4位。每年北运的漕粮湖广为50万石，与江西相等，仅次于江浙。除北运漕粮外，元朝政府还经常从湖广调粮接济他省，如1308年（至大元年）中书省就“请从湖广调米十万石，贮于扬州。”元代湖南农业值得一书的是棉花的大规模种植。棉花传入湖南大致在五代马楚之时。马希范向后晋王朝朝贡品中有“贝吉布”，“贝吉布”即棉布。这说明湖南地区已开始种植棉花。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在湖广等行省设置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疋”，大大促进了元代棉花在全国的推广。1296年（元贞二年），元朝规定江南夏税“输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从此江南夏税征木棉、布匹成为定例。这就说明，包括湖南长沙在内的江南地区已成为棉花重要产区。
　　第二，手工业有所发展。元代长沙的丝织业、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都有一定发展，而且由于棉花的种植、粮食的增多，棉织业和酿酒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宋代发达的造船业，到元代继续发展。据记载，为征交趾，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2月命湖广造海船三百。元代的采矿业和冶炼业主要由官办，但也常“听民开采”。具体经营方式分两类，一是由政府派官员设官场，组织匠人开采冶炼；二是承包给私人、募人采冶，由政府抽分。元代湖南的矿冶业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其中长沙地区主要产金、银、铜、铁、朱砂、水银、矾等。开采主要采用私人承包的方式，如“浏阳永兴矾场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
　　第三，商业更趋繁盛。元代实行重商政策，商税很轻，最高三十税一，最低六十取一。随着南北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长沙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棉布、矿产品都大量进入市场，商业十分繁盛。潭州李日新“自具工本”煎烹的矾，十分之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的贸易有增无减，每年运销湖南的淮盐达数千万斤。长沙城的商贸也不断发展，当时扬州的商船，溯江而上，“远及长沙”。长沙与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日益密切，《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也映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代。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