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末农业衰败的教训，很注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鼓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如966年（乾德四年），宋太祖下调：各地“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水不通检”。在宋代300年中，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地区，荒闲土地大量垦殖，水利事业继续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为普遍和发达。
宋初湖南耕地面积扩大，近水良田悉已开垦。到李允则知潭州时，鼓励种植粟米，采用征收刍草的办法使当地居民种莳禾稻，“由是山田悉垦”。
耕地的扩大与水利设施分不开。宋王朝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对兴修水利有功的地方官员实行酬奖、升职的优惠办法，推动了全国水利建设的发展。如北宋嘉（1056－1063）年中，潭州湘阴县进士李度率领乡人修筑两乡塘堤，灌溉民田，取得显著成绩，得到了朝廷的嘉许，被补为潭州长吏，候补勾当湖南水利之事。长沙在宋代的一项最大水利工程，是南宋绍兴年间由潭州知州吕颐浩主持再次修复的龟塘。龟塘在五代时扩建过，但“其后，堤坏岁旱，民皆阻饥”。l137年（绍兴七年），吕颐浩招募民工予以修复，“以广耕稼”。
在生产技术方面，湖南地区犁耕进一步推广，先进的曲辕犁遍及南方乡村，为稻田的深耕创造了条件。灌溉工具，宋代已普遍使用龙骨车（即踏车），临水地段皆可置用，以溉高旱之因。
所有这些进步，加上人口增长等因素，都为宋代湖南农业创造了必要而良好的条件。宋代长沙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重要产粮基地之一。北宋时，朝廷每年从湖南地区调运大批粮食，以供应京师和北方食用。宋神宗时，每年从荆湖南路北运漕米65万石，北路35万石。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当时湘中粮食大量外运，潭州以“巨舰漕米，一载万石”，为“天下不可及”。南宋时，湖南更是成为朝廷的主要粮食供应地。其时，荆南驻军每年用米9.6万石，由潭州等地“科拨”。第二，农作物品种开始改良。最值得一提的是优良稻种---占城稻的传人。所谓“占城稻”，原种植于越南，大约五代时传入福建。据元代王祯《农书》载：“其米粒大且甘，为旱稻种甚佳。”宋真宗时，江淮、两浙大旱，官府派人到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民间种莳，并雕板印刷其种法，“揭榜于民”。湖南地区种植占城稻大致也从这时开始。当得其种后，又不断加以改良，培育了“象牙占”、“蓝田占”、“百日占”等新品种，并有早熟者和别种，今统称之为粘稻，即粳稻。第三，经济作物生产进一步发展。宋代湖南的经济作物首推茶叶，栽培范围广，品种众多。其中潭州出“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等片莱，而且产量居湖南之首，约占湖南地区总量的60%。漳州茶叶主要由朝廷统购，江陵府、真州、薪口3个“榷茶务”具体承办。
此外，桑、麻、柑桔的种植也较前代有所发展。从王存《元丰九域志》中的记载看，湖南各州每年的“土贡”中有大量麻纺、丝织品，如葛布、、溪布、练、绫、白绢、罗平、（绸）等。宋代湖南墓葬出土的衣物，也有大量丝、麻织品。如1973年在衡山何家皂宋墓中，出土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块，大多是麻织品，其次为丝织品。可见当时的湖南地区，苎麻种植广泛，桑蚕业的基础较好。北宋戴复古《送王仲彝制机宰浏阳》诗云：“浏阳虽谓小，桑柘万家春。”桑蚕业当时在测阳一带是相当繁盛的。
宋代湖南果树种植最突出的是柑桔，并日趋专业化和商品化。柑桔主要产在洞庭湖区以及潭、衡等州。长沙湘江中的桔洲，以“上多美桔”而得名，宋代已有许多园户以种植柑桔为业，脱离粮食生产，成为专业户，把柑桔种植业推进成农业的一个分支。桔洲上桔树成千，要是没有专业园户管理是难以培植的。
总之，宋代湖南的农业，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加快了发展速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长沙的农业也是如此。漆侠仓《宋代经济史》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荆湖南路（南宋）户量大幅度增长，其中湖滨诸州府如潭州增长最多，因而这里的农业生产也大大发展起来。到明代，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广之所以成为明代的又一米仓，应当说，是在两宋奠定了这一根基的。”这一推论对宋代湖南地区包括长沙农业发展的估价是较为公允的，这从本节所征引的史实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还应注意到，湖南和长沙农业的发展对长沙城市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古代城市的大宗商品主要是一些农副产品，长沙在宋代及以后，之所以成为兴盛的米市、茶市和重要的江南商埠，是与宋代农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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