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教之”：长沙商贸与湖湘理学的共存互动

　　宋代理学主张“去人欲”，而一切商贸活动从一开始就遵循“趋利”的原则，这似乎是一对矛盾。然而宋代长沙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商贸市井的昌盛，却共存共荣，互相推动，这不能不说是宋代长沙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 ‘
　　无庸讳言，湖湘理学的主流是“重义轻利”的，但湖湘理学同时又继承了孔子“通商惠工”、“富而教之”的合理商业思想。《论语·子路》记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大意是：冉有跟随孔子到了卫国，孔子感慨地说：这里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这么多，又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了怎么办呢？孔子回答：办教育。所以孔子既主张“惠之以利”，给“喻于利”的平民百姓出身的自由商人以某些经济利益，让国人富起来；又主张“富而教之”，富裕了就要拿钱来办教育。这是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一般说来，在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不可设想，在一个穷困的地区会有发达的教育。宋代长沙集市繁荣，商税增多的盛况，给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长沙商贸活动的繁盛和商业伦理教育的升华。长沙商贸与湖湘理学的这种共存互动关系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商税催育了长沙书院及其学派的兴起。宋代集市在湖南称为“场”。《文献通考·征榷考》称：“坊场即虚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大体上，在北宋中期每个坊场年得税收1000贯以上，由州府直接设立税务进行收税和管理。宋代湖南商税征收最多的便是潭州，仅1077年（北宋神宗熙宁十年）一年征收商税9.2万余贯，而同年岳州、衡州、郴州分别只有4.2万、3.2万；1.2万余贯。潭州州府到底从财政中拿出了多少钱办教育已无从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岳麓书院从创建到每次修复扩大全是州府直接主持的：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始建岳麓书院于岳麓山抱黄洞下；999年（真宗咸平二年）潭州知州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1165年（孝宗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振书院，“鸠废材，用余力，未卒岁而屋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规”；l188年（淳熙十五年）湖南安抚使潘畴续修书院，“广二斋，益额十人”；l194年（绍熙五年）未熹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再振书院，扩大书院规模，列屋百间，学生达千余人，并置学田50顷，开发“校办产业”。同时，不少商人兼有“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往往把经商取得的利润部分捐助或投资于文化教育事业。宋代虽无确切记载，但这种情况在元明以后的志书中屡有出现，如《岳麓志》卷3记载，1538年（明嘉靖十七年），长沙知府季本修葺岳麓书院“委义民杨秉贤、徐廷玉等二十人分任”。明代岳麓书院私人捐置的学田达326亩，占整个学田的15%。这些“义民”和捐助者者便有商人或地主兼商人。清代以后这种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如清末长沙富商魏鹤林既著书，写有《盐法小志》6卷、《茶法小志》4卷；又经商，湖南盐行8家，他独资及入伙者占6家半。而且，富不忘慈善公益事业，曾捐助三四千金兴办幼儿教育。
　　第二，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相关手工业的发展。湖南在北宋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中，特别是在南宋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经济得到开发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代著名话本《碾玉观音》中有这样的描写：“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在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侍诏碾玉生活。’”宋代长沙城的旅店风貌略见一斑。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盛极一时。
　　第三，湖湘理学对商业伦理道德的形成施加了有利的影响。著名理学家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陈傅良以及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都先后来潭州讲学或任职，传学布道，促成了理学在湖南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湖湘理学”，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特别是朱熹、张在长沙会讲，在岳麓书院大张讲坛，教授学生，促进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使理学传播中心由衡山转移到长沙。“湖湘理学”的兴起，对长沙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理学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讲“诚意正心”，“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认为诚意正心是万事之本，诚就是实，意为心之所发，诚意正心的目的在于“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只有这样，才能摒弃人间贪婪的欲望，明是非，别善恶，昭明天理，最终成就事业。尤为可贵的是，张对“义利之辨”作了新的阐发，他在《孟子说序》中认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义利之分也。”不像以往仅仅把“利”同所谓商贾货殖等同起来，而是以道德良心上的“无所为（欲）”和“有所为（欲）”区分义与利。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行为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薰陶，诚信无欺、讲求信誉成了当时长沙商业界所共享的信条，并影响到后世，成为明清长沙行会组织制定行规行约的伦理基础。沅陵县双桥出土的长沙元代印刷广告声称其产品质量可靠，可当场试验，并把“红字高牌”作为店铺信誉、商品质量的象征，体现了长沙商人诚信无欺、以义求利的经营作风。
　　湖湘理学还特别讲求经世致用，重视实践，反对空谈，这是它有别于正统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胡宏就主张“实事自律”，重视生产实践，告诫学生不可自视清高，要践履务实。这种务实思想对湖湘学派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即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岳麓学子中善营“经济之学”者不乏其人，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陈琦颇具代表性。天圣（1023---1032）年间官府管理纸币（交子）流通，出现种种弊端，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到南宋时情况更为严重，米、绢等商品价格成倍上涨。这时陈琦以“机宜”身份，整顿交子，严惩作弊官吏，重新建立了交子信誉，平抑了物价，稳定了民心。湖湘弟子正是以这种务实的作风和精神，推动着长沙商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