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人口再次南迁与湘中经济的发展

　　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动乱，伴随而来的是移民潮的兴起。西晋永嘉之乱，形成了第一次中原人口南迁高潮；唐末五代战乱，再次把大批北方人推向南方；北宋靖康之难及宋室南渡，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移民高潮。
　　湖南境内很早以来就是移民的落脚地之一，特别是隋唐几百年间，湖南经济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湘中、湘北地区开始成为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北方移民往往就寓居在这样的地方。五代时有廖氏家族迁到湖南衡山，宋代“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到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每逢一朝代交替之际，流寓湖湘的士人、家族总是不绝如缕，促使湖湘地区的人口结构、教育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盛于历代，行省制度始于元代，城市商业化已成定局；北宋前期，政治较为稳定，但却一直潜伏着“积贫积弱”的危机，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国力不支，面对北方辽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的攻击束手无策。于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变革思潮迭起，先后有仁宗时的庆历新政，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企图挽救北宋王朝日益加深的危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宋徽宗时蔡京等奸臣乱政，政治黑暗，民不聊生。l126年（钦宗靖康二年），在强大的金军的攻击下，徽、钦二宗被俘，生存了100多年的北宋王朝终于在金军的铁蹄下覆亡。紧接着，康王赵构宣布即位，建立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
　　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金朝贵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纷纷举起了反抗大旗，有的被迫举家举族迁移，涌向南方，归于南宋。南宋之际，湖南地区相对北方来说，虽然破坏较小，但在溃兵、土匪的骚扰下，损失仍然惨重。突出表现在人口锐减，户数已由l102年（北宋崇宁元年）的l19万减少到l162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的96万。李纲在绍兴（l131一l162）年间曾作诗记述湖南当时的情况：
　　“亿昔湖南全盛日，郡邑乡村尽充实。连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气萧瑟……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
　　地广人稀的湖南地区正是北方移民的好去所。据史载，“靖康之难”迫使北方千百万人离开家园，南下寻求新的住所、新的生活，出现了“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的悲壮景象。这批人大多流寓在“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的荆湖、两浙等地。湖南的洞庭湖区、湘江中下游等平原、河谷地带，土地广袤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因此这些地区更成为北方移民理想的移居地。像前引《夷坚志》载西北士大夫多携家南寓武陵就是证明。以潭州为中心的湘中地区，五代以来已完全奠定了其在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地位，因此也吸引着大批北方移民，成为移民聚居区。
　　南宋初，湖南地区人口锐减，到l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仅96万户，但60年后即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湖南的户数达到125万余户，是湖南在两宋文献记载中的最高数额。在这几十年中，湖南户数大幅度地增长，其中湖滨诸州如潭州增长最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由于政局趋于稳定，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使人口自然增殖外，北方人口大量迁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就宋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看，劳动人口的增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宋初接唐末五代残破之余，南宋又接两宋之际大规模的战乱，局面依然是地旷人稀、亟待开发。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垦田数，976年（太宗开宝九年）为295.232万顷60亩，1021年（真宗天禧五年）达到524.7584万顷。40多年间，垦田面积增长了近80%。与此同时，人口增长更快，1021年全国人户为867.7677万户，比976年的309.0504万户增长了180%。可见，垦田同户口是一样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推动垦田面积扩大的最根本因素。
　　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促使荒田的开垦和生产的发展。据记载：宋真宗以前，湖南地区近水良田悉已开垦，而水力不及之处，则大多荒芜。后来官府提倡种植山田，农民从湖北买回粟米种植，“由是山田悉垦”。999年（咸平二年）李允则知潭州时，“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因水力不及，一委之榛莽”。允则果断废除“潭州三税”，即马氏楚国之地税，潘美之屋税、牛税，并作出规定，赋租“并纳粟米、杆草”，鼓励开垦山地种植粟米等旱类作物。自此，“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
　　南宋中原人口的到来，对湖南和以潭州为中心的湘中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两宋交替之际的潭州一带，十室九空，极目灰烬，“有屋无壁”，经济亟待恢复。人口的增长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中原人口南迁对湖南和湘中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稻、麦两作制的推广。麦原来以北方为主要栽培区，唐至北宋逐渐推广到江南，但真正发展起来则是在南宋。因为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带来了面食习惯，一时间对小麦的需求量迅速上升，价格上扬，刺激了湖南农村种麦的积极性。加上宋政府历来倡导南北粮食品种交叉种植以备荒灾之年，劝南方各州广种二麦，也加速了麦的推广。如 l172年（乾道七年），江西、湖南灾伤，百姓缺粮，朝廷诏令“逐路监司守臣劝谕人户广种二麦，以备水旱”。史载：“建炎（l127年）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干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细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竟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中原人口南迁，劳动力增加，对促进当时湘中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点。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说，荆湖、江南与两浙有大批良田无人可耕，地有遗利，而中原南渡之人，人有余力。如果“使流寓失业之人，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以资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