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坊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先秦以来，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结构，是一种严密封闭的街区模式。居民区——坊，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形成我国城市传统的市坊制度。
　　坊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兴起的，哪里有城市，哪里便会有居民区的存在。因为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永久性的人类聚居区。而市也是伴随着人类对商品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市，古已有之，先秦时代就把商品交易地称作“市”。《易·系辞》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作为城市布局中的商品交易场所的市，在《考工记·匠人》中已见端倪：“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前朝后市。”北面是宫殿与官署建筑群，南面是商业区----市的所在。这大概是我国古代城市市坊制度的雏形和最早记载。但先秦时代的市，大多是原始市场，故有“市朝则满，夕则虚”的说法。
　　汉代城市商业较先秦发达，市的数量和规模扩大。汉代都城长安有九市，其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到了唐代，市坊制度已发展得十分成熟。诗人白居易曾用诗生动地描述了长安城的概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对东、西二市有这样的记载：“东市，隋曰都会市，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一门，各广百步……街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有文章指出，长沙隋唐建城将“新治”包人城内，城区面积增加3倍左右，共设6门，坊市制已与长安无异。此说大概源自《水经注》所渭“临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时包入城中”的说法：长沙城区的扩大也可从《旧唐书·地理志》中得到证实，安史之乱之后，北方战乱不断，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荆南井邑”自应包括潭州，“井”即市，“邑”即坊。《水经注》把“故城”和“新治”的位置记述得很清楚，“故城”的城墙应在今樊西巷偏南一点。根据近年考古挖掘，今五一路及附近发现集中的晋代水井，并出土有汲水用的陶瓷器多件，说明这里曾是“市井”所在，有明显的市坊相分离的痕迹。至于“新治”，是由“故城”沿湘江向北延伸至今潮宗街一带而成。据前人记载，隋唐时已在“新治”筑了泥土夯成的城墙，当在今湘春路一带。杜甫诗“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更把“城”和“市”分得清清楚楚。
　　对市、坊实行严格分开的制度，一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作为居民区的坊，又作防。《说文解字》“防，或从土。”段注：“防之俗作坊。”由此可见，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就是出于防御目的，另外从实行的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也明显流露防御性质。二是市场管理的需要，正是由于店铺的集中才产生了最初的“行”。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品交换需求的扩大，限时交易的封闭型市坊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从唐中期开始，市坊制度已发生松弛、裂变。当时，商业不再限制在专门的商业区，许多坊中出现了市场、店铺、作坊。如长安，出现了“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要闹坊曲”，对宵禁、坊墙发起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这种以行头为首的行业组织，逐步打破了“市区”的限制，发生了各种横向经济联系。行会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对严密封闭的市坊制度是一次大的冲击。尽管唐王朝一再命令“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但中唐以后私自拆毁坊墙、临街开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预示着市坊制度崩溃的时代即将来临。
　　到了宋代，封闭性的市坊制度正式宣告崩溃。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商业区“市”与居民区“坊”已没有严明界限，到北宋中期，开封城的街路变迁，已完成了从坊内店肆——临街店肆侵街店肆———夹街店肆的演变过程。南宋临安（今杭州）城的东、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百经行不尽”，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错杂的地方。与此同时，夜禁地被完全取消，宵禁的古老传统已成为历史。
　　有关长沙城市的市坊制度的详细情况，文献虽缺少记载，但长沙自秦汉以来就已形成为一个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其城市布局理应与时代的节拍相合，因此有理由认为，长沙城市的发展必应经历了市坊制度这一发展阶段。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五代马楚定都长沙，都市化进程加快，市坊制度逐渐被打破。至宋代，则完全崩溃，长沙成为当时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我们从宋元时期长沙城区街名称中尚留有“安业坊”、“永丰坊”、“升平坊”，又从明崇帧《长沙府志》卷6对长沙城20多条街道和织机巷、金线巷等专门的手工业区，以及湾市等市场的记载，似乎也可寻觅到古代长沙城市坊制度的发展线索，坊街演变的发展过程和唐代长沙集市的繁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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