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时期的长沙社会经济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政治上诸侯林立，群雄争霸；文化上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经济上，由于变法改革，封建经济正式确立，进入伟大的铁器时代。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大国。湖南地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楚国的管辖范围，而是由于楚国的不断拓展，经历了较长时间，才把这一地区并入楚国的版图。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分析，西周初期，楚人已筚路蓝缕，辟道长沙，联通荆襄以达周都，并向周成王姬诵献“长沙鳖”(甲鱼)。“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意思是楚人用荆条编成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开山辟路，征服山林，开始其艰苦创业的历程。到春秋中晚期，楚国开始强大，逐渐控制了湘北、湘中、湘西地区。
　　楚人统治长沙地区大约在春秋晚期。大量的考古发现已证实了这一点。据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县西北)考古勘探史料表明：从郢向南渡长江后，有一大道自公安进入湖南，经澧县、常德至长沙。这条大道与郢北大道形成联结南北交通的主干线。从长沙浏城桥l号楚墓出士的车伞盖、车辕、铜马衔、铜车辔等车马器也证明当时长沙地区的陆上交通工具已与中原无异。1958年发现的长沙东南郊太子冲遗址，出土的鬲、豆、钵、罐、鼎等陶器，年代属春秋晚期。50年代在长沙浏城桥、东郊龙洞坡等地，也发现了一批春秋晚期楚人墓葬。可见春秋晚期已有大批楚人在长沙地区活动。吴起变法以后，长沙已成为楚人最重要的活动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中，在湖南发掘出土了4000多座楚墓，其中长沙地区就有2000多座，占一半以上。从这里我们不难得知，长沙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逐渐成为楚国的重镇。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引李陈玉的话说：“《怀沙》，寓怀长沙也。……长沙为楚东南之会，去郢未远，因与荒绝异。”
　　楚国为加强对湖南地区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主要是：(l)设封君，立封地。楚大夫靳尚就曾封于宁乡靳江一带，靳江也由此而得名，受封者只要承认国王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向王室缴纳一定的贡赋，就可收取封地的全部田租，并役使封邑上的农民，这种封君制度显然已初具封建领主的性质。(2)建立郡县制。文献记载长沙属黔中郡，另有一说长沙属洞庭郡，有待考证。(3)建立移民国。楚国在扩张过程中吞并了许多国家，为安置灭国遗民，楚国往往把他们大批迁往新征服的湖南地区，使南楚荒僻之地得到大规模开发。文献所载“楚文王迁罗于长沙”，近年考古发现证明确有其事，在今长沙城以北约80公里处发现了罗子城的遗址。罗子国原在湖北襄阳一带，公元前7世纪被楚武王所灭。(4)控制交通要道，建立城池据点，设卡收税，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商税制度，要免税必须持有楚王赐予的金节。如车节规定，“金、革、黾、箭”这些军用物资禁止贩运，因“陆行北通上国，意在防其资敌谋反”。舟节规定，马牛羊不免税，由大府统购。水路不通北方，所以舟节不禁运金、革、黾、箭，可见楚南政局相当稳定。船队往来诸水之上，谷粟、布帛、麻缕、食盐、竹木、陶器、漆器，以及象牙、犀角、黄金等都在贩运之列。
　　由于楚人在统一湖南以前，已逐步实现由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的过渡，他们的到来，不仅使处于松散的湖南社会第一次纳入强有力的封建政权的统治，而且，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因而促进了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获得迅速发展。
　　长沙作为楚国的“东南之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城池已初具规模，并逐步成为南楚的政治中心。伴随着楚人的迁入定居和商品交易的增多，到战国时期，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长沙地区3000多座楚墓的发掘，以及这些楚墓所出土的大批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铜器、铁器、漆木竹器、丝织品、琉璃和玉石器等，都说明了长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
　　社会经济的发达还可从当时长沙楚民的生活习俗得到映证。长沙楚人最突出的生活习俗是善修饰、美姿容。屈原在放逐沅湘时写下了大量描述楚人爱修饰的诗句，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九歌·云中君》）、“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九歌·大司命》）、“今修饰而窥镜兮”（《九辨》）、“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等等。可见，喜用铜镜、喜佩琉璃(即“陆离”)是长沙楚民的两大习俗。湖南各地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琉璃珠，其中以长沙地区最多，共200多件。湖南又是出土战国时期铜镜最多的地区，其中仅长沙地区就出土楚国铜镜470面。可以说，楚人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最爱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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