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抗日救亡怒潮

    进入30年代以后，湘省政局相对稳定，长沙经济有所增长，文教事业也获得较大发展。同时，行政建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33年8月，长沙市经过多年的筹备正式设立（由何元文担任第一任长沙市长），仍为省直辖市和省会，长沙作为湖南政治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193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暂行条例》，正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划分行政督察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7年12月，湖南开始普遍实施，当时全省划为9个行政督察区，以专员兼任驻在地县长。今长沙市及所辖4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驻测阳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省府的派出机构，以代行省府职权，对所辖市、县政务进行督察。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1949年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结束时才废除。
　　整个30年代，长沙在政治上可大书一笔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长沙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厉行对日经济绝交，迫使日资10余家企业陷入停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长沙抗日救国会、商会、长沙县教育会等纷纷致电慰问和声援十九路军。2月7日，长沙全市罢工罢市，各界民众冒着风雪举行示威大会，高中学生纷纷请缨杀敌。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攻华北。长沙中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军训，准备出关支援前线。2月，湖南航空救国会在长沙成立，发动募款捐机活动。3月，湘雅医院20多名师生组成医疗救护队赶赴喜峰口抗日前线，救治负伤官兵。1936年长沙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蓬勃发展，先后成立了长沙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剧社、新声歌咏队、文艺作者协进会等抗日救亡文化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出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用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7月9日，长沙各大报纸冲破当局所谓“不得扰乱视听”的禁令，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号召全省人民奋起抵御外侮。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爱国思想的长沙人民，迅速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的怒潮。
　　省城广大群众得悉日寇侵华罪行和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后，纷纷行动起来。长沙邮电工人立即致电卢沟桥将士“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并表示“誓为后盾”。长沙铁路工人也立即成立了“慰劳前方将士办事处”，通电粤汉铁路工人一致捐薪援助。各学校学生则组织了大批募捐团，向各界募捐物资，慰劳前线抗日战士。一时慰勉二十九军将士“坚守疆土”的通电和要求蒋介石迅速宣布抗战的通电，有如雪片纷飞。援助前方将士的活动，遍及各界。迫于各界的呼声和压力，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也于22日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机立断，抗敌雪耻，勿再委曲求全”。
　　7月下旬以后，平、律、沪、宁各高等学校的大批学生迁来长沙，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湘籍文化界著名人士吕振羽、翦伯赞、杨东莼、李仲融、田汉、张天翼等相继撤退来长，他们与长沙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一道，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抗日救亡力量，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创办各种救亡刊物，开展救亡活动。久处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古城长沙，呈现出一派群情鼎沸欣欣向荣的抗日救亡景象。
　　7月24日，回湘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与长沙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一道，将何键成立的长沙抗敌后援会改组扩大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8月16日，该会奉令改称湖南人民抗敌总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全省人民为救民族生存，团结一致，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并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和实行全民抗战。10月17日，又发起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这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一个最大的全省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23人被选为理事，由于领导坚强有力，该会成员曾发展到1000多人，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抗日团体，仅长沙就有30多个，成为群众抗日活动的中心。12月19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成立，中共党员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被选为理事。除此之外，省会长沙还有湖南职工抗敌后援会、长沙职业青年战时工作团、青年外交促进会、长沙市新闻记者抗敌后援会、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世界语学会、战地服务团、一致剧社、南国文艺社、湖南大学明日社、抗敌儿童剧团等抗日救亡团体。这些团体以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驳斥亲日派的投降谬论和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解除中间分子和部分群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事业。
　　各种抗日团体纷纷建立的同时，中共湖南党的各级组织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所创办的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长沙市内，受中共直接掌握或影响的报刊，继《湘流》、《前进》、《前哨》十日刊、《现阶段》半月刊、《现实》旬刊、《民族呼声》、《火线下》三日刊、《联合旬刊》、《文艺新地》、《中苏》半月刊、《湖南妇女》之后，又有《观察日报》、《抗战日报》、《大众报》等30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共湖南省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这些报刊大都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群众欢迎。
　　救亡团体的创立和抗日报刊的创办，有力地动员着长沙的民众自觉地投身救亡运动。省公路局汽车司机和技工先后组织了两个汽车队为前线运输抗日物资。长沙市的人力车工人自行免费接送抗日伤员。长沙50所学校的热血学生，组成295个晨呼队，每天刚蒙蒙亮即分布于各要道口上，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危急！”“工人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农民起来，奔向抗战前线！”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振奋。各种募捐活动也纷纷开展，粤汉铁路抗敌后援会长沙分会倡议全路工人捐薪半月；长沙邮务工人捐献2％的工资购置棉背心寄赠前方抗日将士；人力车业工会制备竹筒3113个悬挂在每辆人力车旁，向顾客劝募；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来长沙作义务演讲募捐，与会者一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一面排队有秩序地把大小面额的钞票送上演讲台，一位衣衫槛楼，面黄肌瘦的工人师傅也捧出了一大堆零碎的钞票捐款，令人感动至深。
　　长沙民众掀起的空前规模的救国怒潮，是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从外地回湘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学生中的许多人是中共党员，他们回湘后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在长沙，有力地推动了长沙抗甲救亡运动的发展。1937年12月，中共湖南特委在长沙建立，接着文于1938年1月16日在长沙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7月又改为中共湖南省委）。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密切配合，在湖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长沙是其工作的重点地区，因而促进了长沙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同年5月组建的中共长沙市委，则在长沙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核心作用。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湖南省政府，将何键调离湖南，由主张国共合作的张治中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湘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进步措施，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张重视国共关系，对共产党人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他也很重视民众力量，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民众训练，并亲任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长；经过徐特立的交涉，张治中陆续释放了监禁在湘的原红军抗日先遣队将士30多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文夕”大火后，张治中去职。1939年2月，薛岳出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忠实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打击进步势力，暗中逮捕共产党人，长沙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渐趋低落。随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逼长沙，第九战区广大爱国官兵展开了殊死的长沙保卫战，长沙城乡居民抵抗日寇侵略的自发武装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