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长沙人民的反袁驱汤斗争

    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光复。然而，时过10天，长沙城内风云突变，响起了兵变的枪声，缺乏经验和丧失警惕的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混乱中被乱兵所杀。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登上了都督宝座。谭延政权尽管同焦、陈政权比较起来，具有较多的封建性和妥协性，但仍然坚持了反对清朝、拥护共和的大方向。事变后，谭延下令厚葬焦、陈，“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使新政权迅速走上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开明专政”轨道。
　　民国初年，长沙建置发生了很大变化，1912年（民国元年），裁善化县入长沙县，并入长沙府。次年废长沙府。湖南分为4道，长沙初属长宝道，后改湘江道，辖原长沙、宝庆二府，共16县，道治设长沙。1916年湖南建置再次调整，全省分为3道。湘江道改辖27县，治长沙，1922年道制撤销，改为省、县两级。同年析长沙县置长沙市（仅管市政），省辖市、县同治，亦为省会。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但又于8月13日取消独立。湖南虽然自行取消独立，但袁世凯对谭延仍不放心，为夺取作为西南各省门户的湖南，1913年10月初，袁世凯命令其忠实走狗汤芗铭以“湖南查办使”的名义进驻长沙，18日，又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湖南从此进入南北军阀交替统治的时期。
　　汤芗铭，原是兴中会会员，因偷窃孙中山皮夹内兴中会名单准备向清政府告密而被开除会籍，因而对革命党人怀恨在心。汤芗铭督湘后，对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他在省会长沙设立调查处，各镇守使署、各县知事署均设调查员，专以侦缉和搜捕革命党人。又任用人称“活阎王”的华世羲为军法课长，对被捕的革命党人酷刑逼供，非法重处。长沙先后无辜被戮者达17,000余人。汤芗铭杀人不眨眼，血债累累，人称“汤屠夫”，是“袁世凯手下的头号刽子手”。
　　在袁世凯掀起的帝制复辟妖风中，汤芗铭最为卖力。各省督军劝进之文，汤芗铭的数量最多。他吹捧袁世凯“天威神武，挽华夏于陆沉；创制显庸，极功文于巍焕”，竭诚请求袁“俯顺舆情，早登大位”。与此同时，以杨度为理事长的筹安会来长沙加紧活动。1915年筹安会湖南分会成立，这是继北京筹安会之后，全国各省最早成立的分会。时德辉、符定一分别任湖南筹安会的正副会长，成了袁、汤在湖南推行帝制复辟的主要鼓吹者和带头羊。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当上“洪宪”皇帝后，汤芗铭被封为“一等侯”、“靖武将军”，湖南督军公署亦改为“将军府”。袁世凯、汤芗铭的倒行逆施达到了巅峰。
　　在这群魔乱舞、浊浪滔天之际，各派爱国和革命的力量展开了反袁驱汤斗争，其主要组织为民义社，此外还有少年再造党、同盟会、国民联合保和会、欧事研究会、中华革命党等名目。
　　少年再造党“负孙黄之委任，以集中天下之英雄，推倒现时中央政府重要人物暨大总统（袁），再造新民国为宗旨”。该党派周玉龙为驻湘筹款员，1914年9月19日，周在长沙万家塘秘密制造炸弹时，被飞潮水师左营炮船拿获。
　　1916年1月10日，湖南民义社骨干同时又是中华革命党人的杨王鹏，在先期人湘党人的电促下，秘密返至长沙，策划于2月28日以混成旅和模范团士兵为内应，进攻将军署。杨王鹏等寄居大吉祥旅社，但因汤芗铭防范甚严，无从下手。2月20日午夜，党人李唐、金东舒等数人急于求成，带着侥幸心理，往将军署左侧五堆子汤芗铭住宅附近徘徊，拟俟汤芗铭外出时狙杀，被侦探发觉。唐等仓猝投弹，双方同归于尽。杨王鹏见事机泄露，迅即召集100多名党人，于21日下午4时分途进攻将军署和西长街警察署。杨王鹏率众冲入将军府署内前坪时，正在坪内操练的模范团官兵不仅未予接应，反而排成阵式，以机枪扫射前来的党人。起义队伍血战半小时，伤亡惨重。原联络的混成旅以约定日期不符，按兵不动，进攻警察署的殷之辂等也因势孤而失败。杨王鹏被捕后，在刑堂上威武不屈，历数袁氏叛国罪状。汤芗铭大怒，施行极其残忍的刑法，“断其舌”，“割其阳道，复剖其心而支解之”。扬王鹏惨烈牺牲，年仅28岁。此次，惨遭汤芗铭枪杀的党人，有姓名可考者共28人。杨王鹏及其战友们的壮烈牺牲，更加激发了湖南人民往后的反袁驱汤斗争。
　　当民义社等为反对袁汤暴政而浴血苦斗的时候，蔡锷护国黔军挺进湖南，程潜所部湖南护国军也进入湘西南，进行武力讨袁，湖南其它各地党人也加紧了活动。汤芗铭急忙抽调大军前往湘南镇压。孰料后院起火。奉命护卫省城的湘南矿警督办郭人漳素蓄政治野心，见省城空虚，即于5月14日突然发难，擅自调矿警两营进城，策划一举推翻汤芗铭，取而代之。汤芗铭闻讯大惊，立即打电话责令郭于当晚12时以前将矿警撤至郊外待命。郭人漳拒不应命，亦不前往晤面。汤芗铭正疑惧间，矿警已与汤部混成旅及巡防营交战。汤芗铭急忙派卫队营包围了藩围后郭宅，同时出动全部北洋军和巡防营。城内各处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枪声通宵达旦。翌晨，汤部卫队营在重赏之下攻入郭宅通道，郭人漳被迫缴械投降。后在日本领事松山三郎调停下，双方言归于好。
　　汤芗铭惊魂刚定，5月25日，浏阳县城又被民军乘夜袭取。民军在县署设司令部，以廖大江为分司令。浏阳陷落，使汤芗铭大为惊恐不安。
　　这时，以程潜为首的湖南护国军以及广西护国军又长驱直人，进逼长沙。云、贵、桂、粤、浙、川、陕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局势下，汤芗铭为自保计，遂于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惶惶不可终日，于6月6日，在绝望中死去。湘督汤芗铭、陕督陈树藩、川督陈宦，原来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和帮凶，而今离袁独立，对袁世凯的覆亡确实起了催命的作用，时人戏称“送命二陈汤”。
　　袁世凯虽死，湖南也已独立，但汤芗铭却赖在湖南不走。各界爱国民主力量决定继续驱汤。6月30日，程潜所部第二旅由宁乡进迫长沙，桂军一部及炮兵营扼扎岳麓山一带，对汤芗铭施加压力。7月1日，湖南护国军与汤部战于宁乡县道林，汤军失败。驻省湘军又谋联合桂军于7月3日围攻都督公署。汤芗铭惊惶万状，急召各军官佐会议，不料无人到会。汤知大势已去，于5日凌晨仓皇出逃。汤芗铭在湖南历时近3年的残暴统治，至此宣告结束。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人称“汤屠夫”的汤芗铭出逃后，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蛰居北京念起佛来。但他终究没有“成佛”，抗日战争中又沦为可耻的汉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刘少奇也在长沙人民反袁驱汤的斗争中初露锋芒。刘少奇，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人。他1913年考入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校。1915年他听到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义愤填膺，将名字“渭磺”改为“卫黄”，表示誓死捍卫炎黄尊严，振兴中华民族，并带领玉潭同学罢课游街。他在胸前挂上“毋忘国耻”的牌子，手里高举“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旗帜，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惩办卖国贼”、“誓雪国耻”等口号，随后与同学一道去商店查出一批日货，当众焚毁。1916年1月，袁世凯称帝，刘少奇又发动同学罢课，声援蔡德等人的讨袁斗争，直到3月21曰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才复课。随后，刘少奇考入长沙湖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19年毕业于长沙私立育才中学，1920年在长沙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继汤芗铭之后，至“五四”运动时期，皖系军阀傅良佐、张敬尧，桂系军阀潭浩明等人交替统治湖南，政权频频易手，政局更趋动乱，军阀混战不已，社会经济停滞倒退，人民苦不堪言。省城长沙蕴育着一场更为壮阔的革命斗争。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