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长沙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旋即批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这两大铁路干线抵押给英、美、德、法4国。清政府这一露骨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湘、鄂、川、粤人民的义愤。湖南人民首先起而反对。5月13日，长沙绅商学各界刊发传单，沉痛指出：“湖南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性命，均操于外人之手，若不极力争回，后患何堪设想？”次日，省会各团体一万多人在教育会总会集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主张完全商办，实力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于是在长沙兴起。5月16日，各界群众又汇集在巡抚衙门前，请求巡抚杨文鼎向清政府转达湖南人民的强烈抗议。湘路公司长株线上的万余名工人于是日停工进城，态度尤为激昂，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杨文鼎见群情激愤，害怕事态扩大，当即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事后，杨文鼎被迫按民意电奏清廷，反受严旨“申饬”。6月上旬开始，在徐特立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罢课浪潮席卷长沙各学堂，工农商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
　　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的影响下，四川、湖北、广东的保路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之时，两湖地区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胜利后，长沙于10月22日率先响应，一举成功。
　　长沙能成为武昌起义的首应之区，是以黄兴、禹之谟、宋教仁、谭人凤、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长期准备的结果。
　　早在1904年，黄兴等人在长沙建立华兴会，并策划武装起义，埋下了革命的火种。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禹之谟、陈家鼎等人受黄兴之托，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并领导了公葬陈、姚的斗争，激发了长沙人民的民主革命精神。1906年刘道一等人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则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湘籍党人谭人凤、宋教仁等改变革命策略，将革命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以后，推定焦达峰、杨任、谢介僧、曾杰等组成湖南分会，负责湖南起义的准备工作。焦达峰等人从上海回到长沙，时值湖南保路运动方兴未艾，极为振奋，加紧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首先重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并设立“湖南体育会”等秘密机关多处。同时为了加强对起义主要的依靠力量会党和新军的组织与领导，决定由焦达峰负责联络会党，陈作新负责运动新军。 陈作新为浏阳县人，在新军中索有威信。他从湖南兵目学堂毕业后，即利用任新军排长和教官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并成立“积健会”，团结了一批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目兵和陆军小学的学生。接受运动新军的任务后，他即以小吴门、军路侧一带茶楼酒肆为据点，进行活动，很快就将广大新军兄弟团结起来。
　　焦达峰也是浏阳县人。他与湖南的洪江会党素有渊源，18岁即人会，后又被推为会党领袖。他运动会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设立“四正社”于长沙太平街孚嘉巷，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派衰剑1F等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密设机关；另派同志分赴各地活动，设立机关，准备武器，发展社员。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核心的各种革命活动为长沙辛亥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月13日，湖南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举行会议，决定10月22日在长沙响应武昌首义，并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会上还推定标、营起义的指挥人员、策动抚台衙门卫队和通知会党的负责人。早巳获知武昌起义消息的湖南当局，对新军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到19日，长沙风声日紧，街头岗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黄忠浩所派巡防营稽查队官兵高举大令，穿梭巡逻，来往行人，均须经过检查，以致民间讹传巡抚部院装置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鉴于敌人防范甚严，加之洪江会兵马估计要23日才能赶到长沙，焦达峰等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3日。
　　不料21日清晨，有关起义的机密被泄露，巡抚余诚格闻报后决定于次日将长沙新军全部调往株洲，然后紧闭城门，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时迫事危，千钩一发，焦达峰、陈作新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将起义提前到22日举行。
　　10月22日清晨，新军士兵闻哨声纷纷赶到协操坪集合；同时将四十九标二营军装库打开，取出枪械弹药。然后，每人发给白布臂章一块、子弹10发，由安定超传达起义有关事项。他首先演说革命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陈作新关于起义的命令。然后，鸣放信号枪3响，起义队伍分途出发。
　　彭友胜率领北路军进攻北门，一路不但未遇任何抵抗，守城巡防营士兵反而大开城门，让新军长驱直入，从容占领了荷花池军装局。进攻小吴门的安定超东路军稍费周折后，亦一枪未放进入东城。入城两军在溶议局会师之后，于中午时分从东、西辕门展开了对抚台衙门的攻击。与此同时，焦达峰、陈作新等战时统筹部的成员也赶到了巡抚衙门外，亲自指挥擒拿巡抚余诚格与防营统领黄忠浩的战斗。黄忠浩在又一村被炮兵营李金山擒获，旋被带至小吴门城楼，当众斩首示众。余诚格在起义军冲入抚署后，一面令侍从在大堂上高悬“大汉”白旗，伪示投降；一面则由左侧孝廉堂穿壁潜逃，后逃往上海。其他重要官员纷作鸟兽散。抚台衙门前的龙旗换上了象征革命胜利的“汉”字大旗。
　　长沙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与此同时，立宪派也活跃起来。他们首先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了参议院，举谭延为院长；接着又在都督府设立民政、军政两部，分由谭延、黄鸾鸣为部长，从而在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军政府成立以后，迅即传檄全省，号召各地反正，各道、府、州、县闻风响应，到11月5日，全省除常德以西地区外，全部光复。清王朝在湖南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紧接着军政府着手镇压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新秩序；扫除陋习，倡导新风；并派湘军援鄂，支持全国的光复斗争。
　　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辛亥长沙起义，是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壮举，巩固了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加速了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崩溃。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