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抢米风潮

    20世纪初年，在清王朝这艘行将倾覆的破舟上，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1910年（宣统二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这些民变中影响最大的一次。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904年长沙被辟为商埠以后，外国商品像潮水一般涌入，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辛丑条约》规定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湖南每年要分摊70万两。地方当局巧立名目，增加捐税；大小官吏乘机勒索、贪赃枉法，弄得民不聊生。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水利失修，灾害连年。1909年的大水，致使谷米收成受到严重损失。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因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沿袭过去的办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自岳州、长沙开埠以来即从湖南采购大米转运出口的外国商人更是趁火打劫，他们取得湖南巡抚岑春的同意，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偷运出境者为数更巨。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据王先谦等人的调查，1910年3月下旬，省城长沙公私存粮不足30万石，尚不足两个月的需要。这时，距新谷上市为时尚早，而地主奸商的囤积活动更加猖獗，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由往年每石二二干文上下，猛增至每石七八干文，而且涨势并未刹减，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6字。当时，长沙城内人心恐慌，局势动荡，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的征兆日益明显。
　　1910年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南门外一靠挑卖河水营生的农民黄贵荪，劳累数日，所得竟无法买回一升米。极度悲愤之中，黄贵荪一家4口授老龙潭自溺而死。于是这一悲剧性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潮，。
　　黄贵荪一家惨死的消息，迅速在长沙城内外传散开来，人们无不为之感到极大的愤慨。第二天，一位老妇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竟也遭到店主的无理辱骂。于是，饥饿的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一声怒吼，冲进碓坊，揪住店主就是一顿痛打。当巡防队闻讯赶来时，碓坊已捣毁，大米已经抢光。愤怒的群众还将前来弹压的善化知县郭中广团团围佐，要求他立即开仓平粜，以维民食。郭知县一看形势不对，急忙答应“担认平粜，约以翌午为期”。然后，赶忙抽身，打轿回衙。信以为真的群众雀跃欢呼而散。
　　4月13日一早，获得郭知县许诺的饥民，便都提着米袋，挑着米桶，拥向碧湘街，人数上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是平粜却杏无音讯。众人连呼上当，怒不可遏，大骂“狗官”。正在这时，忽然得知前日率众动手捣毁碓坊的刘水福被捕，数千要求平粜的饥民群众即如潮水一般，涌到里仁坡鳌山庙巡警分局，（刘永福所任之地属该分局管辖）。巡警道赖承裕闻讯，亲自率队前往弹压，被群众摘掉官帽翎顶，捆吊在庙侧的大树上，饱受拳打，副将杨明远上前救护也被殴伤，所带差勇皆被吓散。这时，赖承裕的一个亲兵情急之中，趁人不注意，脱去号衣，换上一套烂衣裤，诡称殴之无益，不如扭送抚署找岑春论理，随即背起赖承裕疾驰入城。群众不知是诈，便浩浩荡荡跟着来到了巡抚衙门。
　　这时天色渐黑，但愤怒的群众仍是络绎不绝地涌向巡抚衙门，要求开仓平粜，释放刘永福。岑春闭门不见。群众忍无可忍，打破辕门，摧毁照壁，锯倒旗杆，掀翻石狮，有的人则直向内堂冲击。岑春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伤几十人。饥民愤恨极了，于是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800家米店、碓坊堆栈存米，抢得干干净净，将警兵站岗的木棚打毁殆尽。
　　4月14日，风潮更趋高涨。抚院门前围聚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拥入抚署大堂。岑春再次下令开枪，又打死20多人。面对血腥屠杀，群众更为愤恨，行动也更加激烈，首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顿时抚署内的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浓烟滚滚，直至下午，余烬犹炽。接着饥民们又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清政府的大清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当饥民群众焚烧抚署时，正在省城担任警戒的四十九标二营排长同盟会员陈作新曾向该营管带陈强（也是同盟会员0提出乘机发动起义的建议。但陈强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胆小怕事，不惜变节向岑春告密，借故将陈作新革职。这样，使革命党人错过了发动群众起义的好机会，同时也使起事的饥民群众得不到必要的组织与领导，从而使这次“风潮”只限于平粜、救灾、惩办一批暴吏劣绅而结束。
　　风潮发生后，清政府惊慌万分，连忙调集军队，开进湖南。4月15日，护理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了对群众的残酷镇压。刽子手们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同情政府镇压群众，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终于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
　　长沙“抢米”风潮是长沙广大人民群众举行的一次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它从饥民要求官府减价平粜开始，斗争逐步深入，以致殴辱政府人员，烧毁抚院，进而将矛头指向在长沙的帝国主义势力，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严重，和人民群众斗争情绪的蓬勃高涨，
　　这次风潮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给予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预示着一场政治剧变的到来。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