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的暴风骤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弥漫硝烟中跨入20世纪的中国，已孕育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是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病人膏盲的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1906年9月正式下调，宣布“预备仿行立宪”。
立宪是改良派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因此，清政府的这一宣示立即在昔日的改良派和20世纪初的立宪派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以极大的热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立宪运动。湖南的立宪派更是劲头十足，慷慨激昂，他们以长沙为中心，开会演说，通电请愿，集会选举，组织政团，为立宪摇旗呐喊，搞得沸沸扬扬，格外热闹。
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是谭延，长沙府属茶陵人，系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子，少年科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家住长沙荷花池。潭延长期在长沙学习和生活，广泛结交了湖南上层官绅和商界人士，由于其显赫的家世和眩目的科甲光环，以及待人处事的周详（有“水晶球”、“药铺甘草”之称），使他成为湖南的缙绅领袖。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谭延经杨度联络，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作为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响应。是年秋，在湘贵州绅士熊范舆率先上书请开国会，接着谭延、刘人熙、龙潭等30多人在长沙联名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恳请清廷速开民选议院，召开国会。是书震动朝野，从此．立宪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请开国会的函电交驰至京，立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07年9月颁布上谕，决定先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各省则设立路议局，以为“采取舆论之所”，“并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1908年7月，清政府又颁布上谕，“着各督抚迅速举办（谘议局），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自此以后，湖南与舍省的立宪派便积极投入路议局的筹备工作，请开国会的事被暂时搁置下来。
1908年12月，湖南巡抚岑春龚在长沙设立谘议局筹办处，派藩司庄赓良、臬司陆钟琦、学政吴庆坻为总办，谭延等人为会办，负责筹办谘议局一切事宜。接着又在长沙设立选举调查研究所，协助筹办处工作，研究调查选举之法，由立宪派人士黄忠浩主持。各厅、州、县则设立选举调查事务所，具体掌握选举调查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1909年（宣统元年）6月18日，湖南各地选举投票正式进行，参加投票的选民共100,487人。在此基础上，又于8月6日举行了复选投票，选出正式议员82人。10月初，各地议员陆续到达长沙，8日在长沙召开省谣议局预备会议，选举谭延为议长，冯锡仁、曾熙为副议长。
1909年10月14日，省谘议局第一届会议在长沙府学宫明伦堂开幕。会议选举了常驻议员及审议长、资政院议员，讨论全省有关铁路、文化、教育、政治、实业以至外交等问题的议案，直到12月2日才闭幕。
但是，谘议局并不是什么立法机构，而只是当时所谓“预备立宪”的过渡形式的议事局。它的议案生效与否，丝毫没有法律保障。将要成立的资政院的性质和作用，也与谘议局类似，而清王朝对它的控制则更为严密。两者与立宪派本来的愿望和要求相差甚远。于是立宪派再次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并且规模更大。湖南不仅派罗杰、刘善渥赴上海与各省代表共商请愿大计，而且积极参加了备省立宪派代表自1910年1月至10月在北京的3次联合请愿行动，尤其是参加第三次请愿的湖南代表易宗夔、罗杰，在资政院召开的大会上慷慨陈词，态度非常强硬，措词异常激烈。当这次请愿失败后，江浙立宪派感到已达一定目的，决定解散回籍时，湖南等省代表还准备发动第四次国会请愿。联合请愿终于迫使清政府同意将预备立宪的期限由原定的9年缩短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正式国会，在此之前，预行组织内阁。
国会请愿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主要形式，是由资产阶级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其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从政治上打击和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群众有一定的动员和教育作用。在这一斗争中，云集长沙的湖南立宪派是发动最早而又坚持到最后的。
1911年5月8日，预备立宪的关键广幕揭晓，清廷组织的内阁正式出笼。结果13名内阁成员中，皇族占了7人，立宪派大失所望，决定提前赴京举行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于是，一个以要求撤销“皇族内阁”为主题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5月中旬，谭延、周煦埏从长沙火速赶到北京，随即被备省谘议局议长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10日，由谭延主持下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了《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但没有结果。谭延等人仍不死心，继率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代表又一次上书，仍请都察院代奏，重申“君新 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这次不仅毫无结果，反而召来一道措词严厉的“上谕”。立宪派情绪十分激愤，潭延等人立即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一份《宣告全国书》，揭露王公贵族们的行径是“名为内阁，实为军机；名为立宪，实为专制。”接着他们又发出一份《通告各团体书》，分别对“上谕”逐条进行辩驳，并且郑重声明，定于9月间再聚北京“续行请愿”。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
但是，立宪派并没有放弃依靠清王朝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努力，他们相继成立了宪友会、宪政实进会和辛亥俱乐部，以为日后竞选国会议席、参与政府权力的分配作准备。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都在长沙建立了它们的湖南支部。1911年7月上旬，易宗夔、谭延等受宪友会总部的派遣，先后从北京回到长沙，邀集谘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及绅、商、学各界重要人士，组织了宪友会湖南支部，谭延被推选为总干事。由辛亥俱乐部派到湖南组织支部的罗杰，回到长沙后，即邀同粟戡时、李达章、周广询、常治、杨宗实等6人为发起人，获得绅、商、学界一部分人士的响应，于7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黄忠浩为支部长，李达章、俞峻为副支部长。立宪派组织政党的立足点是扩大自己的实力，与他们过去要求朝廷俯顺舆情，实行君主立宪的立足点的最大不同是对朝廷的依赖和眷念之情的谈化。饱受欺骗与侮弄的湖南立宪人士随着保路运动的兴起最终实现了他们向革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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