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正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兴起和高涨之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1904－1905年，中国人民先后掀起了收回利权和抵制美货的斗争。当时的长沙也是这一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展现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场面。
1905年5月，上海总商会为抗议美国歧视和虐待华工，通电全国，倡议“协力拒约”、“不用美货”，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消息传到长沙，立即得到省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响应。著名爱国志士禹之谟组织领导湖南工业学堂的教职员和青年学生，分赴各地展开抵制美货的宣传。接着，中路师范和府中学堂的学生也集会演说，大声疾呼：“抵制美货为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一些出身商人家庭的学生也自动组织起来，“合向父兄劝说”，停止买卖美货。
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界群众也参加到运动中来。8月20日，省会著名资本家、长沙总商会董事长王铭忠和在长沙的宁波富商吴渭清等，在福星街浙江会馆召开了“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许多学生和市民也自动前往参加，到会者达4000多人。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情绪激昂。会议号召全省绅民坚持抵制美货，井决定成立“湖南办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会后，更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全城展开，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张贴宣传画—。其中，有一种《奉劝中国的众同胞勿买美国的货物》的小册子，发行面最广，最引人注目。
可是，自8月下旬以后，由于美国的威胁利诱和清政府的破坏，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运动很快沉寂下来。在长沙，“抵制美货事务公所”也发生了分化，部分领导人退出运动，卷入本帮与浙帮商人之间的行会纠纷。吴渭清等甚至公开运销美货，破坏运动。青年学生的活动也因官方的干涉而被迫停止。
1905年的长沙抵制美货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与全国各地的运动遥相呼应，共策进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同时，它充分显示了长沙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是近代长沙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抵制美货运动的前后，中国人民还开展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的斗争，史称收回利权运动。其中，鄂、湘、粤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利权的斗争兴起最早，历时最长，影响最大，而这一斗争首先是从湖南地区开始的。
1898－1900年，美国勾结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续约》，搜取了修筑自汉口纵贯湖南至广州的铁路的权利，激起了鄂、湘、粤3省人民的愤慨。1904年5月，湖南爱国绅商率先向清政府呈文，强烈要求“废除美约”、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自办，揭开了3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的序幕。不久，著名湘绅龙湛霖、王先谦、冯锡仁等在长沙举行会议，力主解除中美合同，并派代表王之春赴上海进行废约交涉。1904年9月湖南留日学生杨度联络湘、鄂、粤3省留日学生发起成立“鄂湘粤铁路联络会”，开展废约自办运动。此后，湖南全省广大学生、商人、士绅迅速行动起来，集会蜂起，函电纷驰，掀起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的高潮。1905年5月在长沙成立了粤汉铁路局和铁路总公司，积极筹备自办。在人民强大压力下，当年8月29日美国被迫与清政府签订“赎路合同”，交出了修筑粤汉铁路的所有权利。
路权收回后，更艰巨的任务是筹集赎款和筑路资金。粤汉铁路全长1000余公里，赎款总额为657万美元。而在湘境内路段最长，占600余公里。筹款的方案形形色色，先有张之洞的“借款自办”，拟借英款来修筑铁路，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后有王先谦的“官率绅办”，但群众对官绅不信任，公债无人问津。“借款自办”和“官率绅办”之路行不通，客观上为商办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商会协理陈文玮、周声洋等趁机积极活动，力促商办。1906年商会联络学界在长沙发起集股大会，倡议成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公司”。会上，发起人率先当众认股200万元，与会的2000余人欢欣鼓舞，纷纷表示愿意投资于商办公司，一日之内，商学两界已认股200万元，超过官绅两年来筹款总额。但清政府以“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为由拒绝了陈文玮等的商办奏章，并把陈文玮等人排斥在公司领导层之外。而所谓“官督商办”实际上是商界出钱，官绅办路，致使民族资本备受排挤、吞并，公司转向衙门化，弊窦丛生。商股股东的办路热情横遭摧折，纷纷要求退股，湘路筹款再次陷入困境。刚接任湖广总督的赵尔巽出面调解，“劝绅商化除意见”，退股事件才不了了之。
1907年底，陈文玮等人再度联合长沙学界发起挽救湘路运动。但清政府仍坚持“官督商办”的顽固立场。为打破这一僵局，长沙商学界提出改良主张，即建议由商会选派会计检查员负责检查公司的收入和支出。结果，这一意见被采纳，1908年奏办的公司章程中，商股的权利得到了承认。1908－1909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集股活动，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共集得各类股款831万元，其中商股占27％、租股占20％、米盐公股占39％、房薪股占3％、其他股占 l1％。到湖南光复前夕，长沙至株洲路段已修竣通车，与株萍（江西萍乡)）铁路接轨，这是湖南省自株萍铁路后第二条投入使用的铁路。
粤汉铁路修筑权虽收回了，但事态并没有按湖广士民良好的愿望发展。1909年6月，清政府同英法德3国银行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约，再度出卖铁路主权。清政府的这一卖国行径再次引起长沙各界的公愤。为更有效地抵制外债，招集股款，谭延、龙璋等于省城紫荆街设立“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不久又设立了集股会，具体掌握拒债、集股、办报、研究议案等事宜，刊行《湘路新志》、《湘路周报》等杂志，积极宣传鼓动。新成立的谘议局接连开会讨论粤汉铁路问题，通过了“拒借外债”、“实行商办”的决议，同时议决了“湘路赶修办法四条”。长沙学界吉光勋等人发起组织“成城社”，“取众志成诚之意”，“以劝集路款为目的，联合全体学界讨论方法，大呼将伯，俾湘路早日告成”。谘议局在股东共济会的督促下，于1910年11月正式召开了“股东发起会”，选举谭延等5人为办事员。次年春，湘乡曹武等发起组织“湘路协赞会”于长沙。在长绅军学各界代表均与会，同盟会成员也积极参与其中，“推广集股，研究进行之法”，以推动拒债，促成路工。于是，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斗争再度兴起，并迅速地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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