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反洋教案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其宗教势力也大量地涌入湖南。不少的西方传教士依仗其侵略特权，在湖南耀武杨威，横行不法，强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内政，刺探情报。因此，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从此蓬勃兴起。进入90年代以后，湖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优彼起，声势更为浩大。周汉在长沙的斗争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
　　周汉，字铁真，宁乡人。他早年深受反洋教思想影响；后在左宗棠湘军中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回到湖南，长期寄居省城，在宝善堂参与刊布善书活动。1889年由于耳闻目睹英、美传教士来到湖南的一年比一年增多，他刊刻了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册，题名《天猪教》。从此开始了他历时10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世界上只有儒、佛、道3教为正教，此外再没有第四教了，因此，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煽感人心，应该加以诛灭。他还认为教会侵略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一样，是想来“谋中国的江山”，即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把卫道与爱国反侵略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宣传品不仅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数量极为惊人，而且流传范围极广，不仅湖南各州县、长江中下游各省，甚至远到偏僻的新疆、甘肃都有人传阅、翻印，‘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各省群众性反洋教斗争风暴产生了巨大影响。
　　周汉以印制和散发宣传品为形式的反洋教斗争，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的恐惧和不安，“各国牧师为之胆寒。”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宣传品的来源，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于是，他们一方面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查处，另一方面则明查暗访。不久，他们发现“这次事件的中心是在湖南的长沙”。1891年10月间，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又获得了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件副本，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
　　各国驻汉口领事在查明反洋教宣传品真相后，如获至宝，便气势汹汹地联名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从严拿办。张之洞随即转知湖南巡抚张照。但是，湖南省当局对于查办一事并不怎么积极。他们逮捕了长沙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3人，旋又释放，对周汉更没给予什么处分。周汉也只是将所有反洋教的图书版本转移至宁乡家中而已，并没有停止活动。
　　对此，外国领事十分不满。12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强硬地要求清政府严办周汉，并以武力威胁。面对强大的压力，总理衙门屈服了，再次饬令张之洞将周汉等查明惩处。
　　湖广方面对拿办周汉顾虑重重。周汉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敌报国为辞，查办周汉理不直，气不壮，此其一；周汉在湖南的名气太大，长沙的几家书院对他既推重又佩服，拿办周汉有妨政体，此其二；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深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有人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拿办周汉，人民不答应，此其三。
　　不能不办，但又不能重办。正在张之洞左右为难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调查周汉的“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这时，总理衙门又接到清朝驻英使节薛福成的报告，说英国政府也看到了周汉的《书图歌说》，想要借端要挟。总理衙门慌了手脚，急忙致电张之洞，要他立即处置，不能拖延。张之洞乃派湖北督粮道挥祖翼前往湖南查办。
　　1892年3月，恽祖翼到湖南后，立即会同湖南地方便进行查办，但此时周汉早巳避匿，当局逮捕了其亲戚多人及刻书商邓懋华等人。但他们都矢口否认有刊刻反教揭帖之事，所传揭帖，系他人假托周汉之名刊刻。张之洞本来就不想深究，只是将周汉革职了事，所获图版予以销毁，并勒令3家刻字铺永远关闭。然后将以上处理办法上报清政府，并通报了各国驻华公使。周汉反洋教案第一阶段至此基本结束。
　　周汉受到革职处分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仍然在长沙，不但刊刻原书，而且还撰写新的揭帖，广为传播。南方各省区几乎都有这种小册子，有的省份还有人翻刻。在这一时期的反洋教宣传中，周汉较多地注意了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号召人民“悉将耶酥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 对周汉再次进行的反洋教宣传，帝国主义极为不安，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藏，强硬地要求立刻将周汉拿押究办。时陈宝箴正锐意维新，期望湖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遂于3月中旬派员至宁乡县，会同县令朱国华，随带营勇，将周汉拘传到长沙应讯。周汉被解到长沙后，先拘于候审所，他竟将所中器物、镜屏等打碎，并将候审所委员王扭殴关闭。陈宝箴遂令将其转移到三府坪按司狱。
　　当局汉押解长沙之际，宁乡县城正举行县试，“童生千余人哄县堂，以罢考胁知县朱国华。”朱即以禀请巡抚准予保释周汉。陈宝箴虽对禀文进行了驳斥，但深感“湖南民情激昂”，不敢在长沙审判，便电告张之洞，要求解鄂处理。张之洞也不愿意惹麻烦，恐怕引起“打毁教堂之事”，督抚相互推诱。最后，陈宝箴只好令长沙、善化两县审讯。
　　周汉在关押期间先后写了3篇“供词”，为自己鸣冤叫屈。不仅认为自己无罪，还要求平反旧案。当局对周汉在狱中的表现，极为恼怒，而对他的辩护又无法反驳，只好仍旧沿用当年“查访别项劣迹”的办法，给周汉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留按司狱长期监禁了事。
　　周汉撰刻反洋教宣传品前后历时10年，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影响深远，成为近代中国反洋教宣传的高峰。周汉以“崇正翻邪，杀身报国”为旗帜，把卫道爱国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周汉长期坚持反洋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其精神令人敬佩。但从根本上来说，周汉用以反对洋教的武器是陈腐的、软弱无力的，他用“五伦”、“圣道”来批判基督教的教义，只能束缚群众，无法起到真正的动员作用。他所揭露的洋教罪恶，诸如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等，大都来自谣传，很少有事实依据，因而缺乏说服力。所拟定购对敌方法，无非遇“鬼教”就打，见“妖书”就烧，以及利用切防、族规进行防范等，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有效的东西，因而不能真正达到根除洋教的目的，而他本人也只能以悲剧告终。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