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下长沙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1628年（崇祯元年），旱荒最为严重的陕北终于树起了造反大旗，涌现出几十支农民起义军。几年后，义军主力分成两支，由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分别往北、往南发展。1641年，往南发展的张献忠起义大军取得襄阳大捷，随后转战豫南、安徽、鄂南。1643年，张献忠攻占武昌，号称“大西王”，建立起大西农民政权。
　　在大西军的猛烈攻势下，明朝宗藩犹如丧家之犬，纷纷向湖南、江西逃窜，其中大多逃到长沙，依附吉王朱慈。这些逃亡的朱氏宗藩、官军和地方武装继续搜括掠夺，任意侥杀，搞得“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人民群众痛苦不堪，遂派人至武昌，请求张献忠大西军给以支援。于是，张献忠决定挥戈南下，直捣长沙。
　　1643年8月15日（崇祯十六年七月二日），张献忠亲自率领大西军20万人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军。陆路连克咸宁、蒲圻、临湘；由水路南进的农民军亦连续攻克洪湖、嘉鱼到达岳州以北的城陵矶。并以水陆两路部队向岳州发起猛攻。岳州明军抵挡不住，明偏沅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向长沙狼狈逃去。长沙北面门户洞开。
　　张献忠攻克岳州后，除分出部分兵力组成小部队深入湖南各州县活动外，大部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从陆路直指长沙，迅速攻下湘阴。10月4日（八月二十二日），大西军抵达长沙城下。
　　此时，长沙城内早已乱成一团。从荆州逃来的惠王朱常润和长沙的吉王朱慈一夕数惊，不知如何是好。湖巡抚王聚奎慑于大西军的威势，根本不敢作战，只顾逃命。只有巡按御史刘熙柞、长沙推官蔡道宪等准备组织抵抗。但在大西军抵达长沙之前，刘熙祚、李乾德已护送吉王、惠王等逃向衡州，仅留下蔡道宪等守城。
　　这时，大西军的水师营已经控制了长沙城北的三汉矾，并向北城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而步兵则已在戴家湖、白果林一带与官军总兵孔希贵部接战，很快就将孔希贵部包围歼灭。
　　为了尽量减少攻城可能造成的损失，大西军向长沙城内喊话，“军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但，蔡道宪不仅不降，还对城外大西军以“强弩射之”，大西军战士死伤甚多。于是，大西军决定加强攻势，并迅速将全城包围。10月7日（八月二十五日），即长沙被围的第三天，明守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首先向大西军投诚，吉王府左巫黄明治“亦潜送款迎贼”，大西军胜利进入长沙。
　　大西军攻克长沙后，张献忠立即着手建立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对那些坚持与起义军为敌的官僚予以坚决镇压，被俘后坚不肯降的长沙推官蔡道宪、逃往湘乡企图联系官军进行反抗的长沙举人冯一第都被处死。而对那些放下武器并愿意与义军合作的官员则继续任用。张献忠发布通告说：“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宁乡县一个叫黎光照的官吏，在大西军到达时，主动逮捕知县向大西军投降，被张献忠任命为宁乡县知县。
　　张献忠还十分注意招贤用能，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一是开科取士，二是个别吸收。当时，长沙有一位姓赵的武进士隐居不出。他臂力过人，能倒曳两头水牛。张献忠听说后，即遣“骑士厚币往迎”、“旌旗载道，车骑如云，鼓吹引前，武夫拥后，金币列庭，逊词征聘”，其场面十分隆重。赵遂欣然投附，被张献忠封为“二王”。
　　在长沙，张献忠还对部队进行了扩编，将原来的4营扩大为9营。“四营皆老卒，五营皆新附”。
　　此外，张献忠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如“搜括富室”，免征3年钱粮，“散财赈贫，发粟赈饥”等等。
　　张献忠攻克长沙，不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为大西军在湖南和江西的胜利进军起了重大作用。就在这时，李自成攻下北京，张献忠乃接受谋士江兆龄的建议，决计以四川为根据地，“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于1644年春放弃长沙，踏上了进军四川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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