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道府之治

    平定湖湘之后，朱元璋又通过几年的战争，终于削平东南群雄，统一了长江以南地区。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明太祖。
　　明朝初期，是古代长沙政治体制日臻完备与成熟的时期。
　　1368年，朱元璋登基建国，对元朝的地方行政体制实行改革，将元代的省、道、路、州（县）四级制改为省、府（直隶州）、县（州）三级制。1376年（洪武九年），又废除行中书省，分全国为13承宣布政使司（后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设布政使司掌管民政和财政，按察使司掌刑法，都指挥使司掌军事。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其时，湖广行省即改为湖广布政使司，仍以武吕为治所，统辖今湖北、湖南两省之地。
　　随着这一系列的改革，长沙的行政区划与行政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行政体制上，湖湘平定之初，原湖南宣慰司即行废除。1369年（洪武二年），将象征元帝国统治的天临路改名为潭州府，1372年（洪武五年），又改为长沙府，直属湖广行省。在此之前，浏阳、湘潭、湘乡、湘阴、益阳、醴陵、攸县等7州则已降改为县。其行政区划，原属于长沙的衡山县划属衡州，而原直隶湖南宣慰司的茶陵州降为县划归长沙。至此，明代长沙地区的府、县（州）行政体系最终确立，共辖长沙、善化、浏阳、宁乡、湘阴、湘潭、湘乡、益阳、醴陵、安化11县和茶陵州。从此，长沙的行政区划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长达5个多世纪之久。
　　明代长沙府仍以长沙城为治所，与长沙、善化2县同城而治。知府衙门设于正南门城内，旧址即今长郡中学。长沙知县衙门曾设于北门城外，后迁入西城朝宗门内，即今开福区潮宗街一带。善化知县衙门原在南门城外，后迁入城内，即今天心区县正街一带。浏阳县治所曾于元初迁回居仁镇，“无城守”，明初又迁至今浏阳市所在地。嘉靖（1522－1566）年间，知县周宗武“筑土墙，沿河砌石”为城。宁乡县治仍在玉潭镇，“旧无城”，只是依大路“建立四门，围以木栅”。这4县的治所，从此固定下来，直至清末都没有变动。
　　知府为长沙府的行政长官，统管1府12州县政务，包括吏治、文教、民政、财政和刑法，在上直接听命于湖广布、按两司。其主要属官有同知、通判、推官、经历、照磨、检校等，以分掌各项有关事务。
　　军事上，朱元璋参酌元制，实行卫所制度，“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长沙自古以来即为军政要地，故明初就设立了长沙卫，以镇守府城；又因茶陵州地当冲要，也设卫以为屏蔽。按明代的卫所制，卫统兵5600人，置卫指挥使；下设5个千户所，每干户所有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长沙卫和茶陵卫都直接隶属设在武昌的湖广都指挥使司。
　　为加强府城的安全，明代的长沙还于各水陆要道设置了专管治安的巡检司，派驻士兵，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当时的长沙，北有乔口（长沙西北）、营田（湘阴县西北）；南有暮云市（善化县南）、下摄司（湘潭县南）、渌口（醴陵县西北）；东有梅子园（浏阳县西南）、渠城界（浏阳县东南）；西南有武障市（湘乡县西南）；东南有凤岭（攸县东南）等9处巡检司，星罗棋布，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网络。
　　与元代一样，明朝的行省辖区广阔，但由于省之下直辖府（州），故各类行政事务要比元代繁巨十倍。如湖广行省，下辖28个直属行政府、州、司（宣慰司，设于少数民族地区），就连行省长官每年一次的巡察都难以实现。于是明王朝就在行省之下划分若干“道”，以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佐官分司，督理税务，监察府县，整伤军事，分别称为分守道、分巡道和兵备道。其时，长沙府属下湖南道和上江防道。下湖南道辖长沙、宝庆二府，分守道驻宝庆。上江防道为军事区划，辖武昌、沔阳、岳州、常德、长沙，兵备道驻岳州。明中后期，长沙的地位又显得重要起来。弘治（1488－1505）年间，分守道移到长沙。嘉靖初，又“救巡道兼兵备驻长沙”以“救宁疆土，屏翰湖南”。明崇祯年间修撰的《长沙府志》，其卷首所刊的《长沙府图》就清楚地标示出了守道、巡道（兼兵备道）两大衙门的位置。长沙府城又成为了湖广行省三大派出机构的治所。
　　明朝前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的时期，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任和监督，惩治贪官污吏更是不借重典，当时的长沙也展示出了这一难得的历史现象。
　　翻开明清两代的长沙地方史志，在专门记载历代“名宦”、“贤良”的卷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确有不少在明代前期任职长沙的官员，颇能遵守纲纪，廉洁自爱，勤于政事，有所作为，在长沙的这一方热土上留下了足堪称道的治行政绩。
　　浙江人滕楫，是史籍所载的明朝第一位长沙知府。洪武（1368－1398）初，他被任命为长沙府的最高行政官员，“在任六年，讼简赋均，民安盗息”。同知甄谊，官位仅次于滕楫，但也“勤劝课，兴学校，禁强暴，卓有政声”。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的知府刘煮安，为官和气，审案“不施鞭朴，有不善者但劝谕之，人咸悦服”。刘政真为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的长沙知府，在任期间体恤民情，奏请皇帝减少属县的赋税，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使长沙地方“荒芜尽辟”。
　　浏阳，可以说是元末明初战乱中遭难最重的一县，疮痍遍体，满目萧条。史希贤大抵是明初首任知县，是浏阳历史上将县治迁到今址的经营者。为此，他“开创邑治，兴建学校”，艰难缔造，建树甚多。在他之后的赵贯也很有德政。当时，浏阳赋税征收索乱，他主持县政后，给每户发一凭票，使人知其赋额，从此乡里豪强无法从中作弊，“民怀其惠”。孔良弼官任县丞，洪武初主持“修筑赃塘，究心水利”，使百姓深受其益。
　　地处长沙西部的宁乡，兵燹之后，“诸务废驰”，人民流散。先后来任知县的杨武、薛德昭不辞劳瘁，力图恢复，修学校，建仓舍，使宁乡百废俱兴，重见天日。
　　元末明初的长沙，久经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由于明前期吏治清明，来长沙供职的官员多能勤政为民，造福一方，短短数十年，水利重修，荒地尽辟，坍毁的学校又建立起来，市集又开始繁闹，人民得以安居，社会得到安定，并吸引江西、江浙一带大批流民前来定居。古代长沙又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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