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天临路

    元军攻占长沙，为进一步平定湖南全境，进而征服两广，占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阿里海牙占领潭州，随即“分遣官属招袜末附者”。宋荆湖南路衡、水、全、道、桂阳、宝庆、武冈各州军监守臣见首府陷落，大势已去，“皆率其民来迎”，湖南迅即平定。次年，元王朝为用兵岭南和稳定湖南局面，将荆湖行省治所迁来潭州，作为军政中枢。当年，宋广南西路平定，荆湖行省辖地又扩大到广西地区，改为湖广行省。“湖、岭要剧”潭州，在元朝平定湖湘、征服岭南的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元朝所建立的湖广行省当时又称为“潭州行省”、“湖南行省”。
　　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的统一战争终告结束，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宋代的荆湖南路治所长沙，又先后作为元朝湖广行省、湖南道、潭州路和天临路的治所，出现在这个大元帝国广阔的版图之上。
　　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元王朝逐渐建立了它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统管全国政务，并划全国为10个大行政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掌领各地军政大事。今长沙地区即属于湖广行省。湖广行省辖境辽远，包括了宋代的荆湖南北2路和广南西路，为今湖南、湖北、广西、贵州4省之地。
　　在行省之下，元朝先后将宋代的路改为道、州升为路，部分的县则改升为州，与县平级（直隶州在外），实行省、道、路、州（县）四级地方行政制。1276年，元军平定湖南，即将原有各州一律改为路，设置总管府。1278年，改荆湖南路为湖南道，设宣慰使司，下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道州、全州、宝庆、武冈八路和茶陵、常宁二直隶州。当时，由于湖广行省尚设治于长沙，又因退入湘中、湘南山林溪峒的宋朝军民仍在进行抵抗，元王朝乃将湖南道治所设于衡州，以利就近弹压。1281年，湖广行省治所移鄂州，湖南道即迁治长沙，直到元朝末年。
　　潭州路的行政辖区也与宋朝一样，下有长沙、善化、宁乡、安化、衡山5县和浏阳、醴陵、湘潭、湘乡、攸县、湘阴、益阳7州，共12州县，治所设于长沙。
　　元代的长沙，其先称潭州路，1329年（天历二年）4月改为天临路。潭州改天临，原本不关大局，但却是元朝的文宗皇帝图帖睦尔亲自下诺所改，包含了他在潭州一段辛凉愁苦的生活，也曲折地映现出元后期皇族内讧、宫廷剧变的一幕。图帖睦尔为元武宗次子，1320年夏，因权臣倾轧被放逐到遥远荒凉的海南岛。随后的3年中，朝中政变迭起，皇帝如同走马灯似的一连换了几个。1323年，泰定帝即位，乃召图帖睦尔于海南之琼州（今海口）。图帖睦尔有幸被召，遂涉风涛，越五岭北上。不料行至潭州，又有旨命他暂停不进，于是在长沙滞居数月，郁郁而不得志。回到京师，又先后被送往建康、江陵。1328年（泰定五年），泰定帝死，权臣燕铁木儿发动政变，饱经流离之苦的图帖睦尔因此而登上帝位，是为元文宗。文宗即位后，似乎为洗刷他10年来屡被放逐的耻辱，下诏将他徙居之地全换上个吉祥的名号，于是，建康改集庆、江陵改中兴、琼州改乾宁，潭州则改为天临。天临即天子临幸，元代的长沙一度获得了莫大的殊荣。
　　作为元朝湖南道的中枢之地，长沙仍然是首当其要的军事重镇。元代的军事机构，中央设枢密院，总揽全国军务；地方设行枢密院，统率各地各镇成军；各道没都元帅府，以宣慰使兼领军旅；路设万户府，其下为干户所，军事长官分别为万户和干户。当时的长沙即是湖南最高军事机构的所在地，是所辖各路州万户府的指挥中心。
　　元朝镇戍湖南的军队，主要为汉军和南军，但首府长沙则有其精锐之师蒙古军驻守。《元史·兵志》记载：1280年（至元十七年），“以扬州行省四万户蒙古军更成潭州”；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诏潭州蒙古军依扬州例，留一千人，余悉放还诸奥鲁”，即撤回后方“老营”。《元史·成宗本纪》亦载：1295年（元贞元年），枢密院奏湖广行省“疆界阔远，缺乏成军”，请增兵力。次年，成宗即命“徙江浙行省拔都军万人成潭州，潭州以南军移成郴州”。拔都军即为蒙古军精选勇武敢死之士组成的部队。潭州军事之要，于此可见。
　　元王朝征服湖南之初，曾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和落后的，又役制度，在湖南烧杀掳抢，掠民为级。当时，长沙有不少官署民舍被毁，连岳麓山下的书院也付之一炬，军民被杀戳或掠为家级。阿里海牙一人就在荆湖地区，“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人为家级，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有司莫敢言”。从而使包括长沙在内的湖湘地区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也有一些官员，包括部分“雅好儒术”、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蒙古贵族，深明大义，能够出而制止，又使湖南遭受的破坏有所减轻。其制止元兵屠城杀降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1276年元军攻破潭州时，一些将领掳掠。当时，荆湖行省参知政事崔斌和行省郎中和尚坚决反对，并仗义直言，出而制止。崔斌向他们“喻以兴师本意”，和尚也劝诫说：“拒我师者宋将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杀之何忍？”有的将领则争辩道：“编民当如公说，敌兵必诛之。”崔斌又说，他们也是效忠其主，我们应当予以族扬抚慰“以劝未附者”才是，更何况杀降又是很不吉祥的事呢！最后，由于两人的力劝，也由于统帅阿里海牙为宁乡人欧道力阻所动，各将领终于放弃了屠城的打算，潭州得以避免了一场大屠杀，“一城之人赖以全活”。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还特为下诏嘉勉，并升任崔斌为行省左冠，其位仅在阿里海牙之下。长沙百姓也甚为感激，曾在城内建生词一座，以表怀念。元军占领潭州后，所辖安化、湘乡、衡山一带人民抗元“所在蜂起”。崔斌驻南岳，湖南宣慰使奥鲁赤驻长沙，督兵镇压。当时，其行省同僚主张杀降，但崔斌、奥鲁赤俩人力排众议，仅诛为首者数人，其余全部放归。
　　元朝在湖南的统治确立之后，一些地方官又能注意吏治，与民休息，安定社会。1293年（至元三十年），元朝出征交趾，特命“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时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哈刺哈孙深为忧虑，乃秘密遣使入奏，说：“往年远征无功，疮病未复，今又徙民瘴乡，必将怨叛。”随后，行省属吏呈上有关卷册，请他签署，他默不作答，属吏再请，他才说道：“姑缓之。”不久，元世祖采纳了他的主张，湖湘富民得以幸免离乡背井，“民皆感悦”。湖南宣慰佼张国纪为搜括军费，按唐宋末年之制创征夏税，百姓不堪负担。哈刺哈孙闻后，愤然斥之：此“亡国败政，失宽大之意，圣朝其可行邪?”行省右丞秃忽鲁也上奏朝廷，“屡请罢之”，从而废止了一桩剥民苛政。
　　元成宗大德（1297－1307）年间的湖南宣慰使立智理威，驻长治湘期间力除弊政。他常深入民间，“问民所不便凡十数事，上于朝”，使“民力少苏”。武宗至大（1308－1311）年间的宣慰副使阿荣，关心民间疾苦，时湖南各路发生饥荒，他“分其廪禄，为粥以食，饿者仍发粟赈之，所活甚众。”各路、州县的官吏也不乏循良，如潭州学正刘必大修复岳麓书院，长沙知县许熙载开办义学，使元代长沙教育得以复兴。
　　元代前期，由于元王朝重视吏治，莅湘来长的官员也多能明于治理，使遭受战争破坏的长沙又出现生机，社会经济文化逐渐恢复，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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