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长沙

    唐代的繁荣到唐玄宗时达到了顶峰，但各种腐朽与衰乱的因素也逐渐滋长起来，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安史之乱”。统一和强大的唐朝从此由盛而衰，进入了它的中期。
　　安史之乱使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由于地处南方，社会相对安定，但在全国政局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开始进入动荡的年代。
　　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府兵制的瓦解和边镇节度使的强大，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松弛，原来作为监察区的道已是形同虚设。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唐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抵拒安史叛军，将原有各道的采访使改为观察使，后来，又“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各固其山川区域为制”。观察使除掌领考察辖区内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以外，还掌管民政、财政，兼及军事，成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此，道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唐初以来的地方行政州县两级制一变而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中期开始的这一重要的政治体制转变，很快即在今湖南之地得到实施。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唐朝在衡州设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5州。从此，今长沙等地又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湖南道。“湖南”一词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768年(大历三年)，湖南观察使徒治潭州，并兼任潭州刺史，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郴、连2州。于是，长沙成为湖南道的治所，兼领7州，举足轻重，对整个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和治乱兴衰发生着重要影响，直到唐朝末年。
　　湖南观察使的设立及其迁治长沙，是唐朝为稳住湖南局势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引起了湖湘武将们的不满。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兵将大多骄横跋屋，不服驾驭，“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小不如意，就起而倡乱，“逐帅杀帅，视为常事”。当时，驻防长沙等地的正是这样一批骄兵悍将。770年(大历五年)，湖南道迁治长沙仅仅2年之久，湖南兵马使臧即带领一班骄兵起而造乱，肆虐长沙，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灌，演出了一场“兵变”恶剧。
　　崔，博陵(今河北安平)人，为人正派，任官清廉，可以说是唐代中期长沙乃至湖南的第一位贤良之吏。他一生仕宦湖湘，曾一任渣州刺史，两任潭州刺史，并当上了湖南道的最高行政长官湖南观察使，政绩昭彰，颇享时誉。大约在唐代宗初年，他担任澧州刺史，到任伊始，即“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两年时间，澧州“风化大行，流亡褪负而至，增户数万”，百姓“谣颂之声达于朝廷”。不久，他迁任潭州刺史。潭州为湖南大郡，人口繁密，政务更为繁忙。他格遵职守，抚恤黎民，不遗余力。当时的湖南观察使孟彦深考核各州长官，曾将之评为第一，上奏朝廷。著名诗人元结还为之作表，称其在长沙，“能使孤寡老弱无悲忧，单贫困穷安其乡，富豪强家无利害，贾人就食之类各得其业，职役供给不固人而当于有司”，颂扬之情，溢于言表。但是由于朝政的混乱，崔灌得到的并不是什么赏拔和“征拜”，却反而因人诬告，于765年(永泰元年)被兔官去职。769年6月(大历四年七月)，崔又被重新起用，再次担任潭州刺史，并兼任湖南观察使。崔疆第二次来到长沙，仍然不改初衷，“政在简肃，恭守礼法”。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纲纪早已松弛，湖南将吏“久不奉法”，对崔躇所行“多不便之”，积怨日深。
　　次年，湖南府库发放粮储，兵马使臧价与判官达西觏发生争执，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判官是观察使下综理日常事务的官员，权重事繁，但达莫额毕竟还是一员文官，面对气势汹汹的臧酚，仍不兔有些心悸，于是说道：但愿今日无事。臧酚却仍然怒气不消，厉声喝道：“有事何逃?”遂扬长而去。当夜，臧酚即以杀达莫西觏为名，带领部下骄兵攻掠州城，发动兵变。达西觏首先被杀，崔躇闻变，惊惶不已，正准备逃走，乱兵已冲进大堂，遂不幸遇害。顿时，潭州城内烈焰冲天，乱兵杀气腾腾，横冲直闯，百姓夜半惊起，纷纷夺路面逃。
　　臧价之乱，给长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当时，为避巴蜀战乱而来到湖南的大诗人杜甫，正在长沙，不幸逢上这场兵祸，只得又逃往衡州。耳闻目睹这暴烈和凄惨的场景。诗人深为痛恨，又感到无限的悲凉，曾写下《逃难》、《入衡州》等诗篇，描述了这场兵变和长沙人民由此而蒙受的苦难。在《入衡州》中，诗人吟道：“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焰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沉湘。”其《逃难》诗中又云：“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臧价兵变，震惊三湘。衡州刺史阳济、道州刺史裴吼、澄州刺史杨子琳等纷纷起兵，讨伐臧价。当年6月，唐王朝又以羽林大将军辛京杲来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这场兵乱才平息了下来。
　　长沙减价兵变，是唐代中期湖南的强横武夫拥兵作乱的首次记录，紧接着，地处潭州西南的邵州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事件。
　　辛京杲到长沙以后，正遇上广西“西原蛮”军进攻湖南，遂以其牙将王国良领军驻守邵州武冈县。辛京杲为人奸险，又贪婪残暴。王国良家中豪富，他利欲熏心，竟不顾边防重要，将王国良横加死罪，以谋夺其财。王国良在武冈获悉，危惧交加，“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并联合西原蛮，“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唐朝廷调令周边各道“合兵讨之”，但“连年不能克”。780年(建中元年)，唐德宗以宗室曹王李皋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李皋“票性端庄，处身廉洁”，又深明大义，来长沙后，即以王国良之叛实为李京杲所逼，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归顺。随后，他又“越五百里”亲赴邵州，单骑入其营垒，终于成功地招抚了王国良，将这起长达数年的干戈之变化为玉帛。
　　安史之乱以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仍然处在唐朝的有效统治之下，但分裂割据的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形成了唐朝廷与地方分裂势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局面。在湖南，这一斗争则表现为湖南观察使与悍将骄兵的激烈冲突，而长沙正处于这一冲突的中心地带。发生于770—780年的长沙减价兵变和邵州王国良事件，即表明分裂割据势力已经在湖南兴起了。
　　王国良事件平息以后，湖湘兵将的骄悍之气有所抑制，长沙及湖南又得到暂时的安定。此后唐王朝派来担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的仍然多为文官，其中也出现了如赵慑、裴胃、李冀、崔、韦贯之等一批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关心民间疾苦的贤良官吏，使唐代中期的长沙继续维持着统一与安定的局面，社会的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并产生出不少新的成就。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