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潭州之治

    李靖平定萧梁，统一湖湘，使长沙摆脱了隋末暴政和萧梁的纷乱，终归于唐朝的一统天下。
　　唐代的地方行政仍沿袭隋朝的州(郡)、县两级制。621年唐收抚长沙后，即将长沙郡改为潭州，仍以长沙县为治所，并调整原辖各县，将邵阳县划出，另立南梁州；从长沙、益阳、衡山3县分别划置醴陵、新康(624年又归入益阳)、湘乡3县，共辖6县。708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又分长沙县复置浏阳县，并将县治从居仁镇(令官渡镇)迁至今浏阳市所在地。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将衡山县改名湘潭县。至此，潭州仍辖6县，即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直至唐末。
　　636年(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和管理，依山河形势分全国为10道，派遣大臣为黜陡大使，分巡各道。潭州时属江南道。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又增为15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以掌纠察州县之职。潭州属江南西道。
　　唐代的长沙，仍然保持了作为长江以南西部地区军事重镇的地位。按唐初制度：“天下未定，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因此，621年湖湘初定之时，唐朝即在长沙设立潭州总管府，辖潭、衡、永、郴、连、南梁、南营、南云8州军事，对岭南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624年，唐统一大业基本完成，总管府改为都督府，辖潭、衡、永、郴、连、邵、道7州。潭州都督府是唐代前期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其长官为都督，又往往兼任潭州刺史之职，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636年，唐太宗曾任其第三子蜀王李俗为潭州都督。655年(唐高宗水徽六年)，太宗旧臣、宰相褚遂良因力臃高宗立武则天昭仪为后，被贬为潭州都督，时达3年。
　　长沙还是唐中央在湖南军事机构的所在地。唐前期在军事 上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于全国各冲要之地设置军府，又称折冲府，直属中央。其分布则实行“内重外轻”的原则，大多集中于京师和关中地区。湖南地区仅有一处，即设于潭州，称长沙府。唐玄宗时改革军事，以加强地方兵力。当时的长沙，设有桥口镇(今望城县乔口镇)和禄口(今株洲市)、花石(在湘潭县)两成，负责潭州境内各关隘要地的分防成守。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强大的朝代。从唐初太宗统治时期开始，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形成了一个讲求吏治、祟尚廉洁的风气，从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 盛世”。在这一时期任职长沙的官员们也不乏贤良之吏，他们立身俭约、勤于治事，关心民瘦，注重生产，为长沙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唐中宗时，杨志本任潭州都督。他到任接印，即“先求异行”，又经常访察乡里，向三老询求政事的得失，而使“风化穆著于衡湘”。771年(大历六年)来任潭州刺史的张谓亦有善政。他曾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热情地描述了“开元盛世”中的潭州景象。唐玄宗天宝(742—755)年间，唐朝进入中期，吏治渐衰，政局日坏，但长沙仍有幸遇上了几位贤良官吏。754年，李恪的曾孙李岘任长沙郡太守。他为人正直，“少有吏干”，所在皆著声绩，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来长沙。当时曾有民谣说：“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天宝年间的潭州刺史苏师道，体恤民情，不遗余力。当时，长沙发生旱灾，“民不聊生，死者相枕”。苏师道遂骑马巡察所辖6县，调出官仓的存粮，又动员富户捐献，“悉发而赈贫民，至是民间始获苏息。”
　　唐代前期的100多年，是长沙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唐以前的长沙虽然也曾有过足以引为骄傲的楚汉时代，但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却落后于北方的中原地区。经过三国、两晋和南朝长达400年的经营开发，到唐前期，中央政权强大有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而历任州(郡)县官员多能孜孜求治，因而使长沙的社会发展又进入一个辉煌时代，并随着它所处的长江流域赶上了中原地区的发展。在这一阶段，长沙经济繁荣，城市扩展，人口稠密，文化灿烂。唐代宗大历年间，伟大的诗人杜甫客游长沙，曾有感长沙的秀丽山河与繁华市景，写下了不少诗章，其《清明》一诗即吟道：“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干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齿膝”，也正是盛世长沙一日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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