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缵主湘与二萧长沙之战

    东昏政权覆没以后，萧衍又控制了荆湘上流重地，兵强马壮，帝业大成，遂于502年5月(齐中兴二年四月)正式称帝，改元天监，建立梁朝，史称“萧梁”，萧衍即为梁武帝。湘州从此又改隶萧梁的版图。
　　萧梁开国之初，湘州建置仍沿袭南齐的规模。但不久后，由于梁武帝为满足南北各士族、寒族地主的利益，大量增设州、郡、县，以安插数量激增的官员，湘州的行政设置随之一变，州内设州，郡内有郡，甚至一县之内也设州置郡，混乱不堪。507年(天监六年)，梁武帝分湘、广2州之地设衡州，湘州的始兴、临贺2郡被划出。511年(天监十年)以后，萧梁王朝又分桂阳郡设郴州，分始安郡设桂州，分长沙郡设罗州。此外，衡阳郡的益阳县分出一个药山郡(今沉江市)；长沙郡分出湘阴；后又分设出岳阳、玉山、湘滨3县)、吴昌、罗3县，新置了一个岳阳郡(今泪罗、湘阴、平江3市县地)。于是，终梁之世，湘州仍辖10郡，治所为临湘县，而长沙郡辖县只留下了临湘、浏阳、醒陵、建宁4县。
　　梁初的湘州屡经齐末的战乱，人烟稀少，一片荒凉，但也遇上了几位勤政廉洁的官员。杨公则是萧梁王朝的第一任湘州刺史。他虽为武将，但性情宽厚，为政不苛。来长沙后，他奉行“轻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流落四方的百姓纷纷归来，湘州从此“户口充复”，社会又安定下来。杨公则为官清正，自奉廉洁。湘州自宋、齐以来，官场腐败，贪贿成风。新任刺史上任，往往有人前来贿赂以求取州署的职位，刺史即可乘机大捞一把；而刺史、太守离任，地方又必有丰厚的赠遗，称为“送故”。杨公则将这些贪风陋习一一革除。他到长沙时，州署吏职的选任都公开进行，将贿赂拒之门外。504年(天监三年)，他奉调入京。接任的刺史一到，“乘二舸便发，责送一无所取”。
　　杨公则去任以后，70岁的夏侯详接任湘州刺史。夏侯详也是萧梁的开国功臣。他早年当过县令，“治有异绩”，“善于吏事”，也是一位操守廉洁、勤于政事的官员。他在湘州4年，用人行政，颇“为百姓所称”。夏侯详为人谨慎，心怀坦荡，常以“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自勉。据史籍记载：当时，湘州城内临水有一山，峻峭挺拔，以往的老人传说“刺史登此山既代”，意即将免官去职。因此，历任的刺史们都不敢到这山来。而夏侯详无所顾忌，特地在此建造了亭台楼檄，经常邀请僚属们前来聚会，以表白自己的谦退之志”。
　　萧梁后期，政治日益腐败，诸王骄横不法，官吏贪贿公行，然而任湘州刺史的张缴却是一位值得称道的人物。
　　张缵，宇伯绪，出身范阳(今河北琢县)寒门。他自少好学，其兄张缅藏书万余卷，他昼夜被读，手不释巷；后任秘书郎，又得以“遍观阁内图籍”，因而颇有文名。张缀性格轻傲，不畏权贵，为政清明，任吴兴(今浙江吴兴)太守时，“省烦苛，务清静，民吏便之”；后任吏部尚书，凡有寒门士子来见，他都予以选拔，不为权贵显要所屈，士人“寓然称之”。
　　543年(大同九年)，张缎受命为湘州刺史。是年春，他从建康启程，溯江而上，诗情溢怀，写下《南征赋》一首，描绘沿途的景色，叙述各地的人文历史，于湖湘、长沙更有精彩的描述。
　　到长沙后，张缵不辞疲苦，整理州务，访问乡老，抚恤黎民。当时，湘州有郡县“慰劳”上司的陋规，他宣布一律废止；衙门的病老吏役、关市巡成人员，“一皆省并”。张缵的政声、治绩很快就传遍了湘州10郡。其时，零陵、衡阳等郡的深山老林中居住着被称为“莫谣蛮”的民族，他们生性强悍，向来不服官府的苛政，自张缵来湘后，即闻风归服。张缵治理湘州4年，流散的百姓自动归来，全州“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
　　然而，就在张缵主持湘政之时，危机四优的萧梁王朝发生了南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乱。先是北方降将“侯景之乱”，紧接着萧氏诸王群起争夺帝位，湘州重镇长沙又是首当其冲，演出了萧绎、萧誉叔侄激烈相争的一幕。
　　548年(太清二年)，张缵任满，改任雍州刺史，以代岳阳王萧答。湘州刺史一职，梁武帝起初以其第六子邵陵王萧纶担任，后任其孙河东王萧誉。萧纶其时20余岁，萧誉为已放太子萧统即著名的昭明太子之次子，年纪更轻。张缵自恃才望，从来就看不起这班少年王侯。萧誉来长沙上任，他迎候欠恭，“资待甚薄”。萧誉因此怀恨在心，画图报复。按当时的制度，前任刺史离任，必须待新任刺史到任以后，办完交接(时称“付度”)才能转赴新任。萧誉却百般刁难，其始借口有病不见，随后又搜括州府各种琐碎事务，将之留住不放。
　　正在这时，“侯景之乱”爆发。侯景，原为北方东魏大将，因为人险恶，又反复无常，受东魏、西魏的追迫，于上年投降梁朝。降梁以后，他见梁朝国势衰弱，虎狼之心毕露，遂于是年8月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举兵反叛， l1月，渡过长江，攻打建康。全国大震。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遂传檄所督江、湘、邹、雍等各州起兵勤王。萧誉奉到檄书，即整装发兵，并想乘机处置张缵。张缵却早有所料，乘上一时轻舟连夜逃出长沙，因念及与湘东王萧绎旧有交情，便来到江陵。这时，起兵勤王的萧氏备路王侯都已出师，萧绎进至郢州武城(今湖北黄股东南)，信州刺史桂阳王萧糙军抵西峡口(今湖北宜昌)，萧誉屯兵巴陵，萧答所派遣的刘方贵部至夏口，但都各怀异心，“淹留不进”，以保存实力。
　　594年4月，侯景攻陷建康宫城，梁武帝被幽禁，不久活活饿死。于是，早就觊觎帝位的萧氏诸王纷纷跃起，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湘东王萧绎在诸王中势力最强，而已投靠他的张缵于萧答、萧誉兄弟正恨之切齿，更想藉此机会一洗前怨，遂积极为之出谋献策。因此，萧氏诸王这场帝位之争首先在荆湘地区、在长沙展开了。
　　自建康陷落以后，萧氏“诸王各还州镇”。其时，河东王萧誉已经起帆，桂阳王萧糙停军江陵，而萧绎还在武城。张缵见状，遂寄书萧绎，指控萧誉、萧答兄弟：“河东戴搞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驻军将领朱荣也遣使上告：“桂阳住此欲应誉、答”。萧绎见书大惧，急忙“凿船沉米，斩缆而归”，回到江陵，即将萧随捕杀，命张缵前往襄阳接替萧答的雍州刺史职务，又下令“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随后即着手南讨湘州。
　　7月，萧绎以讨伐侯景为词，遣使来到长沙，命萧誉供给军粮与士卒。萧誉知其不怀好意，愤然说道：“各自军府，何忽隶人?”将之拒回。管绎一连3次派出使者，均怏怏而归，遂以少子萧方矩为湘州刺史，以长子萧方等率精兵2万护送到长沙。不久，萧方等率军进至离长沙城仅数十里的麻溪(今长沙县北境)，萧誉领兵7千迎击。方等一战即溃，溺水而死。方矩慌忙收拾残部，逃回江陵。
　　8月，萧绎又以信州刺史鲍泉统军南下，再讨萧誉。9月，鲍泉军至长沙郡北石榔寺，连城进逼，萧誉率众来攻，鲍泉据栅坚守，誉不利而还。鲍军又进至长沙城西的核洲，萧誉尽锐猛攻，又不克。其时天色已晚，誉军“士卒疲弊”，鲍泉乘机出击，大败誉军斩首三千级，溺死者万余人”。于是，萧誉放火烧掉长沙城外郭邑，将居民赶入城内，拟凭城死守，同时飞书急告萧纶、萧答诸王，呈请救援。鲍军乃渡江而东，将长沙城团团包围。萧誉“幼而骤勇，兼有胆气，能抚循士卒，甚得众心”，因此被困达两月之久，“虽外内断绝，而备守犹固”。鲍泉“久未能拔”。
　　萧绎围攻长沙，惊动了萧氏诸王。萧答乃以围魏救赵之计，亲率步军2万、铁骑2千“伐江陵以救湘州”。但萧绎于长沙志在必得，坚不撤鲍泉之师，萧答也败退而去。邵陵王萧纶也想来救，但苦于兵力不足，军粮无继，乃致书萧绎，望其念手足之情，解长沙之围。而萧绎复书“陈誉过恶不赦”，表示“临湘旦平，暮便即路”，即一定要攻下长沙才能撤兵。据史籍记载说，萧纶读罢来书，“投之于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败，吾亡无日矣’！
　　萧绎以全力注重长沙，但鲍泉久攻不克，不禁大怒，乃数之十大罪状，以名将王僧辩代为都督，攻取长沙。鲍泉获知以后，为之愕然，对左右说：“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便拂席以待。没想到王僧辩进入军营，竟背朝鲍泉而坐，说：“鲍郎有罪，令旨使我锁卿”，然后出示萧绎手令，将鲍泉拿下，锁于床侧。而后，王僧辨重新部署兵力，加紧攻城。他从城外筑起一座土山以临城内，挥军日夜苦攻，城头矢石如雨，城下尸积如山，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又经过几个月的苦守，长沙“城中将士死伤大半”，危在旦夕。萧誉焦灼万分，传说他一人躲在室中“引镜照面”，竟“不见其头”，又见一“长人盖屋，两手据地瞰其斋”，“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而出，不知所在”，沮丧已极。550年5月(简文帝大宝元年四月)，萧誉拟孤注一掷，溃围出城。不料，其部将慕容华临阵叛降，带引王僧辩入城，萧誉兵败被俘，长沙终于失守。
　　萧绎、萧誉叔侄长沙之战，从549年7月的麻溪前哨战到550年5月长沙陷落，前后历时300天，即长沙城下之战也经历了8个多月，腥风血雨，伤亡惨重，是长沙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长沙之战也是萧绎与其他萧氏诸王争夺帝位最为重要的一战。为夺取长沙，他不惜投入重兵，三易主将，甚至其父萧衍死也“以长沙未下”而秘不发丧。长沙得手，湘州遂告平定，从此，萧绎地跨荆湘，占有了长江上游的绝对优势，两年之后又消灭侯景，赶跑萧答，翦除萧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梁元帝。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