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州抗逆

    西晋灭亡后，晋皇室和北方的士族官僚纷纷渡江来到南方。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原建业，今南京市)再建晋朝，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是晋皇室司马氏在南渡的北方土族王导、王敦的扶持下而建立的，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开国不久，王氏大族的势力更为迅速地膨胀起来，野心勃勃的王敦并于322年发动起一场叛乱。于是，刚刚经受了农民战争洗礼的湘州，又演出了声色激昂、悲壮“抗逆”的一幕。
　　叛乱之首王敦，宇处仲，原为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由于出身门阀大土族，西晋初被招为晋武帝女婿。他为人凶残狠毒，很早就有人比之为毒蜂和豺狼。“八王之乱”后，他出任青州、扬州刺史。西晋末，又以镇压杜强起义和拥戴司马睿之功，担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和江州刺史等要职，统率重兵，镇守武昌，不仅控制了长江上游，还几乎统掌了全国的军事。于是王敦的野心逐渐膨胀，招降纳叛，自设长官，浸益骄横。《晋书·王敦传》说他：“专任阎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他每次饮酒之后，就一边以如意敲击痰壶为节，一边高咏曹操名诗：“老骤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致“壶边尽缺。”
　　王敦的狼子野心和显赫的权势引起了晋元帝司马睿的不安，于是改用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对王敦疏远起来。刘隗认为“王敦威权太盛，终将不可遏制”，劝司马睿将自己的心腹派往各地去掌管军政，以防事变。321年(太兴三年)8月，梁州刺史周访病故，司马睿乃借此机会将与王敦有旧交的湘州刺史甘卓调往梁州，并以自己的叔父、掳王司马承去接任湘州刺史。王敦为控制湘州，却上表朝廷企图以其亲信陈颁接任，语气颇为傲慢。司马睿心知事非一般，便连夜召见司马承，“以敦表示之”，说：“王敦顷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如此，将若之何?”司马睿一看，心头一震，主张及早制裁，否则将太难临头，不可收拾。于是司马睿窖说道：“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并于这年冬十二月正式颁布调书，将湘州刺史一职交给了司马承。
　　据《晋书·阂王承传》载，司马承受命后，溯江而上，赴湘州上任，行抵武昌时，便轻装简从去见王敦。宴席间，王敦想试探司马承的打算，说：“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司马承回答：“公未见之耳，铅刀岂不能一割乎?”意即我虽不是将帅之才，但也是可以领兵作战的。后来王敦对其亲信钱凤说：“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此之不武，何能为也”，才放下心来。当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司马承到长沙后，自奉节俭，出门也只乘坐茅草盖顶的车，又“倾心绥抚”，起用了一大批出身寒门的湖湘人士。王敦又担心起来，于是借口北伐，要征调湘州境内的所有船只。司马承虚以委蛇，仅“分半与之”。
　　接着司马睿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命心腹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衮雍并豫冀六州军事、司州刺史，驻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青州刺史，驻淮阴，加强了对王敦的戒备。湘州刺史一职之争，终于演变成“王马争天下”的局面。
　　322年(永昌元年)正月，王敦终于在武昌发动叛乱，出兵攻打建康。同时派参军桓罴前来长沙，企图串合司马承派遣军队参与叛乱。司马承义不能从，拟起兵勤王，率所部“驰赴朝廷”，但其时湘州“地荒人鲜，势孤援绝”，“众心疑惑”。司马承便向长沙名士虞悝求助。虞悝，长沙人，与其弟虞望在乡深罕众望，”慷慨有志节”，为乡党所称许。当时虞氏兄弟新遭母丧，司马承以吊丧为名，亲自登门，请教对应之策。虞悝兄弟对曰“鄙州荒弊，粮器空竭，舟舰寡少，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其势必分，然后图之，事可捷也”。司马承采纳了虞悝兄弟的建议，并以虞悝为长沙长史、虞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等在长沙共结盟誓，囚禁桓罴，举兵抗逆。
　　司马承起兵后，由春陵县令易雄起草檄文，驰布湘州8郡。易雄，字兴农，浏阳人，出身寒门，曾任浏阳县吏。他为人正直，熟知军政法律，又举为孝廉，历任长沙郡主簿，湘州主簿、别驾等职，后因豪门土族的排挤，“谢职还家”。司马承任湘州刺史后，他被起用为春陵县令。易雄驰檄远近，历数王敦罪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承”。零陵太守尹奉首先响应，出兵营阳。浏阳县在几天之中，募兵干人，“负粮荷戈而从”。唯有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澹不服，司马承派虞望率兵征讨，斩杀郑澹，“以徇四境”。司马承又派湘州主簿邓赛前往襄阳，联络梁州刺史甘卓。这时，甘卓正狐疑不定，经邓赛等一番陈说，遂决意起兵讨逆，并派遣使者前往京城、江西、广州，联络陶侃、戴渊。一时，武昌城内大惊，传言甘卓军将至，“人皆奔散”。
　　王敦为稳住武昌，派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义、将军李恒率甲兵2万南下，攻打长沙。其时，长沙城池不固，城内粮草图乏，“人情震恐”。部下劝司马承弃城南去，或投靠广州刺史陶侃；或退据零陵、桂阳。司马承说：“吾之起兵，志在欲死于忠义，岂能偷生苟免，为败奔之将乎?”乃督率军民，加固城池，日夜坚守。魏义率兵来攻，虞望、易雄等率部奋力抵抗，虞望每战先登，力战而死，“士卒死伤者相枕”。
322年4月，王敦攻陷建康(今南京)，杀讨逆将领周额、戴渊等，“改易百官”，“惟意所欲”，完全控制了朝政。5月，王敦还驻武昌，令魏义加紧围攻长沙。司马承率军死守?并派湖湘义士周该、周畸出城搬兵，不幸被叛军巡缉部队擒获。魏义以白刃逼使周畸到长沙城下劝降。“畸伪许之，既到城下”，向城头大呼：“王敦军败于湖(今当涂县南)，甘卓已克武昌，不日即有援军”，勉励城内“努力坚守”，遂被魏义杀死。周该也临难不惧，被拷打至死。于是魏义等攻战日急，王敦又送来在京城所获书信，令魏义射入城内。这时守城军民才知道叛军已陷建康，“莫不惜惋”，仍拼死坚守。衡阳太守刘翼率部抵御，壮烈战死。5月22日，湘州州城——长沙陷落，至此，悲壮激烈的湘州抗逆之役，经过100多天的浴血苦战，终因粮尽援绝而告失败。
　　长沙城破之后，司马承、虞悝、易雄等全部被俘。虞悝及其家人随即在长沙就义。临刑前，子弟相对号哭，虞悝面不改色，坦然说道：“人生会当有死，今阖门为忠义鬼，复可恨哉!”司马承与易雄等被魏义以槛车送往武昌。王敦戚党、荆州刺史王滇秉承王敦之命，派人于途中拦截，将司马承惨杀于槛车之中。易雄被押到武昌，“意气慷慨，面无惧色”。王敦派人拿出他起草的讨逆檄文，面责其过。易雄一身正气，从容答道：“但借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今日之死，固所愿耳!”后被王敦派人暗中杀害。面对如同虎狼的叛军，长沙人民也表现出舍生赴义、不畏强暴的精神。当司马承、易雄等槛车送往武昌时，“佐吏奔散，而桓雄、韩阶等几名充当下级官吏的长沙土子，化装成家仆，志愿随从，沿途照顾。魏义见桓雄“姿貌长者，进退有礼，知非凡人”，将之杀害。而韩阶“执志愈固”，毫不退避。司马承遇难后，他与同行武延为之料理后事，直到将其灵枢护送到京城，才赶回长沙。
　　323年(太宁元年)，晋元帝司马睿病亡，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加紧了篡夺帝位的步伐。次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下令讨伐王敦。不久王敦病死，晋军乘胜攻击，将其余党悉数扫除。先后肆虐3年之久的王敦之乱至此平定。
　　王敦之乱是东晋初期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但是，讨伐和平定这场叛乱，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社会的安定和继续开发，符合广大人民渴求安定的意愿。英勇悲壮的湘州抗逆，持续3月之久，对这场平叛起了重要作用，而长沙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家乡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特别是虞氏兄弟、易雄、桓雄等一批忠义之士，扶正斥邪、勇于赴难的悲壮之举，也都在长沙古代历史上写下了值得称道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