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扬越之地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此之后，直到公元前770年，我国北方又先后出现了商和西周两个级隶制王朝。夏、商和西周，史称“三代”，是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开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长达1400多年曲时间里，3个奴隶制王朝都曾多次兴师南下，渡过汉水、长江向洞庭湖南北的原始部落发动战争，但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广大地区仍然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夏朝之时，长沙仍然属千古三苗国。据《国语》记载，夏的军队曾对三苗大张挞伐，彻底疗败了三苗部落。三苗祭祀先祖的宗庙被摧毁，庙堂里的礼器被焚烧，大批的三苗人沦为夏朝的奴隶。

    到商、周时代，古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的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仍被称为“扬越”，又叫“荆蛮”。因此，史称这时的长沙为“扬越之地”。当时，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一个古老、庞大的民族——越人，即古籍中所谓：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扬越即是古越人的支系，而生活在长沙的越人则是扬越的一支。在漫长的岁月中，古越人创造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近几十年来，长沙发掘的商周时代遗址如长沙杨家山、宁乡炭河里、浏阳樟树潭上层等处，都发现了具有古越文化风格的遗物：各种与中原地区制作风格迥异的石器、灰色或黑色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等。

    商、周时期，北方奴隶主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争更为频繁。

    据古史记载，商朝初期，商的军队曾大举南下，侵伐“荆蛮”。 当时，“汉南之国”即汉水以南的各部落听说商王汤很有德行，纷纷表示归顾。至商中期，商王武丁再次征讨“荆窜”。《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聚入其阻，衰荆之旅”的诗句即描绘了这场战争：商王的军队奋扬威武，讨伐“荆蛮”，深入到险阻之内，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批人口。

    西周对“荆蛮”、“扬越”的战争多是在西周中期以后进行的。据《竹书纪年公记载，周昭王曾3次南征，但都遭到“荆蛮”的强烈反抗，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传说周昭王“南巡”时已到了长沙，今长沙与湘潭之间临湘江而立的“昭山”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山下有深潭名“昭潭”，即昭王葬身之所。周昭王以后，周穆王、周宣王又继续用兵“扬越之地”。《竹书纪年》说：“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诗经·小雅·采芑》云：周宣王命元老方叔率师伐荆蛮，“其车三干”。可见其声威之大。

    商周手朝对“扬越”的战争，虽然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也使“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服威纳贡。《逸周书·王会》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献方物，其中有“长沙鳖”一种。长沙江湖交汇，出产的鳖鱼肉鲜味美，已成了朝见天子的贡品，这也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来自中原的奴隶主王朝还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曾使用过的种种器物”。近50年来，长抄地区出士和发现了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不仅为湖南全省之冠，即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其中，如宁乡县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卤、兽面纹分挡鼎，浏阳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卤，长沙县出土的甭钟，望城县出土的兽面纹颜等等，其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相似，有的甚至完全一样。卤、鼎、甭、颜是古代王室和贵族祭祀的礼乐器。商周入迷信鬼神，注重礼制，好祭把天地、山川、鬼神、祖先和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既使征伐在外也依时举行。每逢祭典，这些以青铜制作的鼎、甭、颜便满盛佳肴，尊斟上美酒，钟鼓齐鸣，烟火绦绕，甚是庄严肃穆。这一部分青铜器，很可能就是商周王朝的军队和贵族随带而来的。

    商周王朝中原文化的不断传人，促进了长沙的开发。当时，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制公社的生活，还是以石器作为主要的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式的生产。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人长沙，长沙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又有了铜制的 和插。 即大锄，是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插，即耙，用于松土和起土，青铜斧、 和插，在宁乡、浏阳和邻近长沙的湘潭、茶陵、岳阳都曾有出土。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此时长沙地区已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发展到 耕农业阶段。湘浏河谷丘原上的肥沃土地正在被一片片地开发出来。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商周时代的长沙，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长沙越人，学会了青铜铸造技术，不仅能制造青铜工具，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沙出土的大批商周青铜器，大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越族风格，充分显示了长沙商周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1938年宁乡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纹饰精细，是商周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和长沙县出士的十几件铜镜，均以怪兽、虎、象、牛等为主纹装饰，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商代铜镜。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且多以动物造型，与中原青铜器的庄严凝重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更显得形象生动、秀丽精巧。

    “扬越之地”长沙，在我国青铜时代也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